中国经济要保持稳定增长，需要新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发挥市场资源配置效应，在最大限度内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合理确定市场边界和政府边界，充分发挥市场能力。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需要公平、公开、公正做保障，需要完善并严格执行三个方面的机制，促进市场体系的正常运转。
完善反市场操纵机制
发改委反垄断局近日表示，日立、三菱电机、不二越等12家汽车零部件厂商因操纵产品供应价格，被处12.35亿元罚款。其中日立和不二越主动配合调查，被免除处罚。
有观点认为，中国针对外资企业反垄断、反市场操纵，影响外商投资，对中国投资信心产生负面影响。这种观点忽视一个重要现象，反垄断、反市场操纵是市场经济国家的普遍做法，任何一个市场经济国家都不会漠视垄断、市场操纵行为的存在。
美国是进行反垄断比较典型的国家，早在1890年就颁布反垄断法《谢尔曼法》，禁止垄断协议和独占行为，后在1914年颁布《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及《克莱顿法》，对《谢尔曼法》进行补充和完善。美国反垄断法，明确规定了垄断行为的存在会受到罚款、监禁、赔偿、民事制裁、强制解散、分离等多种惩罚。日本也对垄断行为“不客气”，在1947年颁布了《反垄断法》，后来多次对《反垄断法》进行修改，规定对垄断行为进行处理。
垄断、市场操纵最大的弊端在于扰乱正常的经济秩序，减少社会福利，降低市场性机会供给，妨碍价格机制对生产要素流向的引导作用。充分竞争是维系市场活力的源泉所在，是调动市场主体创新积极性的动能所在。市场经济讲究公平、公正，任何违反公平、公正的行为都应该受到抑制和打击。
中国此次反垄断、反市场操纵，消除企业在竞争中的不良行为，有利于净化市场机制运行“空气”，有利于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市场经济发展环境，对包括所有外资企业在内的企业都是有利的。因此，中国反垄断、反操纵不会对吸引外资造成负面影响，反而会进一步增强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中国今后应进一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完善和健全反垄断法，严格执行反垄断、反市场操纵机制，尽可能地使市场在充分竞争的轨道上运行。
中国在完善反垄断、反市场操纵机制方面，可以在合理确定跨境收入征税和相关税收管辖权的基础上，引入国际税收治理机制，形成一种新的反垄断、反市场操纵机制举措。
完善信用体系运行机制
8月1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推出进一步简政放权措施、持续扩大改革成效，有针对性地推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新措施。其中包括再取消和下放87项“含金量”高的审批事项;减轻企业负担，再取消19个评比达标表彰项目;等等。
上述措施的实质就是减少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让市场轻松运行，让市场轻松高效地配置资源。资源配置方式有市场配置和政府配置两种，市场机制被证明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政府在处理与市场关系方面，不应过多干预市场，不应削弱市场的公平、公正，应尽量做到少干预市场，充分发挥市场自身作用和功能。事实证明，政府干预市场过多容易滋生腐败。政府行为的出发点应当是服务市场、服务企业等市场主体。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所决定推出的上述措施，是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一次重要行动。
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另一方面是政府应制定规则，采取措施维系市场信用。因为从信用角度看，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没有信用的市场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机制得以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就是信用的存在，一个没有信用的市场体系是不能长久的。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看，信用的存在可以减少市场交易费用，提高市场运行绩效。市场失败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其中信用缺失是最可怕的，因为信用缺失动摇了市场经济的根基。前不久媒体曝光的一些涉及食品安全的案件，是典型的市场信用缺失问题。市场信用体系的完善和健康运行，需要市场主体自发性遵守信用，但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应大力参与市场信用体系建设，提倡建立符合市场经济规范的信用，对违反信用的企业应按照相关法律予以处罚。
完善机会供给均衡机制
据媒体报道，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公布的报告指出，巴西是2013年全球采取反倾销措施最多的国家，全年对进口商品提起诉讼共计39宗。
除巴西外，采取反倾销措施较多的国家还包括印度(提起诉讼35宗)、美国(34宗)、澳大利亚(20宗)和阿根廷(19宗)。反倾销措施的采取，对国际贸易发展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应将精力更多地用于刺激内需上，而要刺激内需，应当发挥后发优势。
中国后发优势的发挥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把后发区域的弱势转化为优势，使后发区域逐步向发达区域靠拢甚至超越发达地区，中国中西部地区还有很强的增长后劲，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二是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达到提高内需的目的。中低收入者进入高收入者的行列，可以使后发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
中国后发优势的发挥需要消除市场自发产生的机会供给极化现象，即生产要素趋向机会供给多的区域和人群。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包括交通条件落后、制度建设落后、中低收入者就业机会不足、收入再分配政策不完善等。消除机会供给极化现象，发挥后发优势，其关键是要依靠市场机制本身，因为市场主体能敏锐观察到后发地区的成本优势，“边际”增长优势，但前提是后发地区交通条件落后、制度建设落后等逐步得到消除;另一方面还要完善收入再分配政策和收入倍增计划，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中国政府未来应大力改善落后地区的交通条件，增加落后地区教育、卫生等公共品供给，大的投资项目尽可能地向落后区域倾斜，增加中低收入者就业机会，逐步实施财产税制度改革，实施科学的居民收入倍增计划，同时应加快国有企业薪酬制度改革步伐，达到完善机会供给均衡机制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