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财经》报道，由人社部牵头、财政部等部委参与的对央企主要负责人的薪酬调整方案初稿已经草拟完毕并开始征求意见。这份计划草案一个主要建议是，央企、国有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的薪酬将削减到现有薪酬的30%左右，削减后不能超过年薪60万元。根据这样的规定，平均薪酬较高的金融企业高管削减数额最大。

　　对于国企负责人的薪酬公众诟病已久，舆论也喜欢做这“拉仇恨”的对比。比如前不久，工商银行披露了该公司2013年高管薪酬情况。其中，工行董事长姜建清以约200万元的税前薪酬位居第一，最低为职工代表监事，年薪为4.2万元。姜建清薪酬是其的近50倍。

　　几年前，武钢董事长邓崎琳在公开场合抱怨，央企高管的工资薪酬水平和同类岗位相比低得多，这是事实。“我们都是一样的，绝对是低得多。我们一年把税交完的工资才40多万，你会信吗?美国GE那些大公司多是几千万美元的，民营企业就更不用说了，央企绝对不可能有这种高工资。”

　　这种言论遭遇反弹是一定的。公众坚持觉得国企高管拿得太多了，熟稔机会成本概念的学者会说，换个柳传志，说不定搞得更好。言下之意，不是国企在薪酬上拖您后腿了，而是您拖国企的后腿了。

　　国企领导人的薪酬究竟多少合适，没人说得清楚。定得太低，不可能招到能力出众的高管，三流的薪酬招不到一流的人才;定得太高，老百姓不买账，谁能知道企业的业绩，有多少是政策使然，又有多少是个人能力使然。当石油、电信等行业享受行政垄断的庇荫，就算是猪，也知道该站在哪个台风口了。

　　国企领导人的薪酬，在纸面工资之外，还有诸多隐性福利，以及含金量更高的政治待遇。这些都是不能直接与国际水平和民资水平比较的。在国际金融危机期间，那些因燃油套保而亏损百亿的企业，最后都因为财政兜底而软着陆。一个剔除了风险的企业，该给高管多少工资呢?

　　因此，给国企负责人降薪，算是给以上这些质疑的回应。这是国企负责人降薪的正面解读。但这件事情如果从“反面”解读，就会得出一个比较拧巴的结论。凡是改革，都要解决激励问题，国企改革也不例外。无论是放权让利，还是高额薪酬，都是致力于把激励做对了。有没有激励是一回事，如何制定出恰当的激励是另一回事。激励不够，要求国企负责人成为雷锋式的CEO，难度很大。

　　此外，还有一个问题难以回答，那就是谁来为国企负责人的薪酬定价?是政府，还是市场。这又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即国企负责人的身份如何界定，是官员还是企业家。如果是后者，就应该交由市场定价。如果是前者，国企还是没有做到政企分开。未来，国企如何建立真正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一个值得思索的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