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人力资本提高很快，但不被吸纳，形成了初级拉动者过度就业问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了，却要求福利，就容易陷入类似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所谓“福利陷阱”，因此阻碍人力资本被吸纳的体制必须改革，因此要从存量调整和体制改革入手，而非简单的流量刺激。
　　●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从工业扩张转向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就业吸纳能力提高，但总体产出的劳动生产率和基于工业部门的税收均下降很快，很多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发生了变化。需要通过宏观政策激励，加大存量调整力度，逐步探索新的宏观调控体制与政策框架。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日前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当前中国投资、出口增长逼近边界，产能过剩问题突出，预计2014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长7.4%，2014年至2019年潜在增长率下降至6%到8%区间以内。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需要提高人力资本的转化效率，形成“生产率-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而这需要通过宏观政策激励，加大存量调整力度，逐步探索新的宏观调控体制与政策框架。

　　2014年中国经济或增长7.4%

　　张平表示，从当前中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的经验来看，2014年有四方面特点。
　　第一，增长与高投资相背离，投资率维持在49%以上，但是增长率下滑。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经济增长趋势从2011年开始逐年下滑，经济增长从2011年的9.3%下滑到2012年的7.7%和2014年上半年的7.4%。投资率从2009年反危机后一直处于49%以上的水平，而新世纪以前平均在35%到40%之间，2011年到2007在40%区间。
　　尽管社会融资连年上涨，却难以对冲经济下滑。从货币激励来看，新增贷款2005年以前都在2万亿元以内，2009年反危机，一年新增贷款高达9.6万亿元。2010年起用社会融资总规模指标，结果从2011年的不足14万亿元开始起步，2012年15.7万亿元、2013年17.3万亿元，2014年预计将达到20万亿元，新增贷款突破10万亿元，货币流量刺激可谓逐步放大。全社会杠杆率也不断攀升，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8年的170%上升到2012年的215%，当前政府债务每年以20%的速度上升，最新渣打银行测算认为，债务总额与GDP的比从2008年的147%上升到了今年6月末的251%。从上市公司数据看，也是负债率提高，但资产回报率在下降。
　　第二，2013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已经排到全球第一，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逼近边界，规模扩张空间缩小。
　　第三，服务业成为新增长动力和就业贮水池。2014年上半年，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上升到46.6%，同比增长速度8%，超过第二产业的7.4%，服务业成为供给的主要驱动力。而且服务业吸纳主要新增就业。张平介绍说，2003年开始，服务业部门替代农业部门作为周期性劳动力供求的贮水池，此时服务业呈现了全面扩张。2003年到2013年间，农业部门每年的就业增量出现了持续大幅度的负值，年均大约为-1087万人，即使2008年以来的经济不景气也没有导致劳动力向农业的回流。
　　第四，产出负缺口与效率冲击。张平说，产出负缺口从理论上讲，就是实际增长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当前可观察的产出负缺口就是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持续近30个月负值。衡量负缺口的PPI从2012年2月份转负持续到现在，也就是说从2012年开始负缺口明显出现。依据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计算，中国的潜在增长率2008年到2013年为10.3%，这么高的原因是，这些年反金融危机，资本形成速度快，按生产函数计算必然是高的潜在增长率，而现实却增不上去，大家爱说的一句话叫“产能过剩”，即无效投资，学术一点的话就是“效率冲击”，即大量投入没有产出价值，持续低效率。
　　从这四方面经验出发，张平所在研究团队预测，2014年，中国居民消费价格将同比增长2.2%，低于去年全年的2.6%和今年上半年的2.3%；GDP实际增长率同比为7.4%，与今年上半年持平，低于去年全年的7.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12.2%，分别低于上半年的12.4%和去年的13.1%；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17.5%，高于上半年的17.3%，但是低于去年的19.6%；出口总额名义增长率5.2%，显著高于上半年的0.9%，略低于去年的6.1%，贸易余额2107亿美元，略低于去年全年的2592亿美元；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14.5%，略低于上半年的14.7%，但是高于去年的13.6%，社会融资规模20.4万亿元，高于去年全年的17.2万亿元。

　　未来五年潜在增长率下调

　　从当前延伸，展望未来五年，也就是从2014年到2019年的增长趋势，张平认为，需要先将GDP的增长率分解。第一部分是劳动生产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可以进一步分解为三个部分，实证数据显示的结果是：人口红利下降、劳动参与率下降、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第二部分，产业结构配置效率，经计算也是下降的；第三部分，创新和分配效应，通过对中国1985年到2012年的生产函数进行分解，得出2013年到2019年的趋势预测数据是6.4%；第四部分，城市化的转折，“人口城市化仍处于加速期，特别是人口总量放缓，但按我们的测算，到2016年城市化推动的投资率上升趋势结束，消费作用加强。”综合考虑这些因素，他的研究团队认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将下调到6%到8%的区间。
　　潜在增长率的下调，就会涉及效率冲击和效率补偿的问题。张平这里谈到的效率冲击，主要包括劳动生产率减速和TFP的冲击两方面。他说，1991年到1998年，中国东部地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速平均为17.0%，1999年到2010年平均为8.3%。中西部地区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减速趋势类似。TFP增长最快的也是东部，年均为3%，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3.4%；第二位是中部，年均为1.3%，贡献为11.3%；末位是西部，年均为0.8%，贡献率仅为6.9%。
　　如何进行效率补偿，两个关键点是有效率的供给与增长转型。张平说，中国投资、出口的边界逼近、债务杠杆推动阶段的结束，意味着现有资本驱动模式难以为继。劳动生产率的减速以及TFP贡献的微弱，意味着效率改善的必要和困难。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都告诉我们一个基础事实，就是必须从投资比重偏重转向消费比重提高。从投资驱动增长模式向消费和服务主导增长模式嬗变的一个关键环节在于效率补偿，即消费能带来效率的提高。效率补偿的关键是消费中的有关“人力资本”投资能被经济体吸纳，让人力资本起到提升生产率的积极作用，这样消费在人力资本的支出才会有“效率补偿”；而人力资本不断转换为效率，也才能提高人在分配中的份额。
　　张平表示，投资潜力向消费潜力转化的过程，实际上是用可持续的效率驱动换不可持续的规模扩张的过程。因此，如果在缩减投资的条件下保持经济持续增长，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必须存在一个效率补偿环节，通过这个环节，可以形成“生产率-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在这种循环上，消费不是凯恩斯总需求意义上传统工业化时期的数量型消费，而是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互补环节，是质上的变化。动态效率补偿的三大机制是：人力资本消费支出不断提高，从而累积了人力资本；人力资本被经济体有效吸收，并产生效率；在动态中人力资本回报率不断提高，收入分配份额中人力比重得到提高，解决“收入-消费”的循环。当前中国人力资本提高很快，但不被吸纳，形成了初级拉动者过度就业问题，而劳动生产率提高不了，却要求福利，就容易陷入类似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的所谓“福利陷阱”，因此阻碍人力资本被吸纳的体制必须改革，因此要从存量调整和体制改革入手，而非简单的流量刺激。

　　探索新的调控政策框架

　　张平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逐步从工业扩张转向服务业为主导的发展阶段，就业吸纳能力提高，但总体产出的劳动生产率和基于工业部门的税收均下降很快，很多宏观调控的微观基础发生了变化。需要通过宏观政策激励，加大存量调整力度，逐步探索新的宏观调控体制与政策框架。
　　第一，存量淘汰，提升制造业效率。中国工业中的产能过剩、低水平重复，已经阻碍了中国工业效率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大量的“僵尸企业”仍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吸收大量的宝贵资源，降低社会的效率。应尽快启动加速折旧，在折旧政策激励下，企业固定资产更新速度将明显加快。同时提高环保标准，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产业，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些手段，进行工业化升级，提高工业制造业的效率，保持国际竞争优势，稳定中国工业制造业份额在35%左右的水平。
　　第二，存量释放：事业单位改革，推动服务业发展。张平说，当前服务业发展很快，但多为效率较低的行业，制造业与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相差一倍以上。主要原因是中国现代服务业主体的一部分存在于事业单位，如科教文卫；另一部分存在着严格的管制，如电信、金融、铁路、航运以及大量的公共服务部门，如水电气供给与排污等。这些服务业部门按发达经济体计算基本上占服务业价值的80%以上，而我国却长期困在事业单位和管制中，发展很慢。事业单位改革与放松管制相结合，释放出中国的现代服务业的存量，吸纳社会资源进入，才能提升服务业的效率，参与到服务业的国际竞争中，服务业存量调整至关重要。
　　第三，存量调整：重组地方债务，配合税制改革，促进社会基础设施投资。近年来中国地方大规模举债的同时，也形成了大量重要社会基础设施的资产，按世界银行定义，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医疗保健等等。这些资产短期回报率低，现金流也较差，但却是关乎人力资本提升的重要基础设施，是中国经济转型的根本。通过税制改革，推进生产性环节的间接税制为主向消费、收入所得、财产保有环节的直接税为主转变，削弱地方政府侧重于生产性投资的税收激励，鼓励地方政府在社会基础设施方面投资。
　　第四，人力资源“二次开发”。张平说，中国使用低素质劳动力已经有30多年历史，也因此形成增长的路径依赖，需要更强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对高效率要素进行识别与配置。以人力资本升级换代为核心的人力资本存量调整，即人力资源的“二次开发”是人口红利消失和经济减速之后最为重要的任务。只有人力资本改善了企业效率，并得到回报，收入分配才能真正改善；仅仅依靠“再分配”解决分配问题对赶超国家是困难的，而且容易走向过度福利化。
　　第五，存量结构调整需要金融创新和税收激励。当前经济处于经济增长换挡期和债务周期去杠杆阶段，产能过剩、债务杠杆过高的部分实体经济行业和企业财务成本上升符合经济周期调整的规律，但对于创新和提质增效的实体经济部门，应当提供与其未来收益相匹配的融资便利和税收激励，降低其融资和税务成本。这些融资便利主要通过互联网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和中央银行货币政策创新等提供。互联网金融发展了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缓解创新和高效实体经济利率高企、小微企业融资难的困境；中央银行货币政策也可结合商业银行的资产证券化尝试新的抵押补充贷款(PSL)政策，实现资金的定向投放。税收激励需要设计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