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融资难与融资贵依然“折磨”着中国经济，困扰着广大企业。上半年，国务院就缓解融资难两度召开常务会议，出台一批应急措施，再加上货币政策改为“微宽松”，到7月底矛盾已有所缓解。

　　进入下半年，融资贵的问题在融资难有所缓解后更显突出、更为扎眼。融资贵问题的积累性放大有两大成因：其一，政府监管部门精力有限，上半年只能首先应对融资难，然后才能腾出精力着手应对融资贵。其二，当银行在各方“高压”下，被迫加大对缺乏信用抵押的中小企业放贷时，自然要为可能发生的烂账、滞账额外增加“信用保险”以及名目繁多的“服务收费”。

　　除了上述“直接贵”，部分申贷企业还面临明知挨宰却不敢公开抱怨的“影子贵”。举个例子，某企业好不容易获1年期放贷1000万元，当场扣除12%的年息120万元，“以贷转存”50万元，扣除“息外收费”10万元，再要“自愿购买”银行理财产品30万元，经此七折八扣，申贷企业名义上获贷1000万元，并已按获贷额度付清了利息，可企业实际到手的信贷资金只有790万元，如此多环节“拔毛”，企业融资岂能不贵!

　　未等旧矛盾有根本性缓解，新矛盾又在破解旧矛盾中相伴而生。鉴于融资贵已成调结构、稳增长之突出“拦路虎”，国务院遂于昨天出台十大举措力图明显缓解融资贵。(相关报道见B5版)择其重要，第四、第七、第八、第九条相对较“实”，针对性较为明确，可供牵头部门敦促落实的内容也较具体。就此不妨作一简略分析。

　　第七条催促各地加快发展中小金融机构。试图通过增加专门针对中小企业的资金供给来间接缓解融资贵。但若以发展民营银行举例，眼下的主要障碍已不是银监当局过意拖延，而是卡于作为民营银行发起人的民企巨头对银行归谁“主政”的无谓争执，譬如复兴与均瑶围绕谁当上海首家民营银行董事长的“明争暗斗”实在令人感慨叹息。

　　第八条重申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若走上市通道，目前主板、中小版、创业板以及非上市中小企业股权场外转让系统之大门，应该说已悉数打开。可上市直融看似属于零成本融资，但毕竟要漂亮财报向投资者和中小股民做出交代，而环顾整个市场，眼下对未来业绩有充分信心的好企业实在不多。故，上市直融属于远水难解近渴。向私募和创投“要钱”也是渠道之一，但私募和创投选择放款对象比银行还要苛刻，毕竟人家也得向出资人有所交代。因而，想让私募与创投大举放款中小企业，也得“着眼于长远”。

　　融资贵，增加社会化担保渠道也是破题选项之一。于是第九条敦促各地积极发挥保险、担保的功能和作用。可要在短期内大力开拓担保渠道，若由地方政府亲自上阵财力并不允许;若放手组建民间担保机构，地方政府也须提供财政补贴，补贴压力也不轻。因此，新增担保渠道“也得有个过程”。

　　就缓解融资贵，倘若监管能真正落实到位，处罚又硬碰硬，当能立竿见影的是第四条。此条着重于清理整顿不合理金融服务收费，具体又分为两大环节。一是贯彻落实《商业银行服务价格管理办法》。该《办法》本月1日已施行，经媒体走访发现各地落实状况很不理想。主因是《办法》对阳奉阴违的银行缺乏明晰的惩罚硬杠杠。这也不能全怪银监会“软”和“慈”，银行网点遍布城乡不计其数，凭银监系统之人手，实在是力不从心。

　　第二个环节，规范中间环节收费。中间环节指银行在放款前，先要依次对申贷企业资质、信用、财报作逐项评估、登记、审计、保险和担保审核。早年审核流程由放贷银行负责，后来为片面展现中介服务业发展，并大力发展中介服务业，这些必做的审核交由相应的市场中介承担。如此一来，表面上中介服务业在短期内获得了蓬勃发展，但中介收费旋即离了谱。中介收费需由申贷企业全额买单，企业明知中介出手更黑，但为解资金燃眉之急，只得忍痛挨宰。因中介机构系多部门多头管理，若光凭银监一家而缺乏归口部门通力配合，规范中间环节乱收费很难真正落地。

　　缓解融资贵之“国十条”，无疑可视为一场及时雨，可要想让雨水渗透地皮，关键是监管和处罚要到位。作为监管与处罚的突破口，眼下不妨先从“中介服务”这个中间环节下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