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外汇管理局官员日前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跨境资金流动在震荡中趋向基本平衡，预计下半年将继续保持震荡走势，提醒境内市场主体适应新常态，管理好资金和汇率双向波动的风险。

　　央行22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包括央行在内的全部金融机构外汇占款余额为29.4万亿元人民币，较5月末减少了882亿元人民币，是金融机构新增外汇占款连续10个月正增长后首次减少，也创下2012年1月以来的最大降幅。

　　一般而言，外汇占款的增减主要受外贸顺差、外商直接投资(FDI)、热钱流入、人民币汇率等因素影响。外汇占款时隔10个月再现负增长，这可能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方式、货币政策独立性以及调控方式的转变，但全面降准短期内仍然不会是央行的必选项。

　　其一，外汇占款负增长表明中国已经出现资本流出的现象。可以看到，不少高净值人群将人民币存款转换为外币存款——6月我国外币存款增加278亿美元，贸易顺差31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44.2亿美元，当月不可解释的资金差额超过600亿美元。换言之，贸易顺差和FDI带来的大部分外汇流入在6月都由企业以外币存款的方式持有。美盛环球资产管理公司最新调查显示，近四成中国投资者认为发达市场会展现投资机会，去年开始就已经把资金由新兴市场转向发达市场，期望赚取更高的收益。

　　随着中国资本账户日益开放和汇率浮动幅度加大，中国的“金融边境”变得越来越宽松。沪港通项目一旦在今年晚些时候正式启动，将为中国投资者将资金带出内地提供一个新的平台，即便他们只是将资金转移到香港。随着中国开放更多合法批准的渠道，更多的资本可能以更快的速度流出。因此，中国资本流出的风险应当引起高度关注。

　　其二，外汇占款减少说明央行正在践行年初时有关退出直接干预的承诺。在中国现行外汇管理体制下，央行在外汇市场中扮演着事实上的最大交易对手方角色，因此可以通过央行持有外汇资产的变化来观察它是否干预汇市。也就是说，如果央行外汇资产没有变化或变化很小，汇市供求主要由市场自动出清，则可近似认为人民币汇率由市场来决定。今年初以来，人民币汇率改变过往的单边升值趋势，出现适度贬值和双向波动。截至7月22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已从年内最高的6.09，下跌了约1%，即期汇率则下跌了约2.7%。

　　尽管看起来央行正在按部就班地撤出外汇市场，但前提条件是经济状况处于常态，这并未排除在特殊条件下央行重新入市的可能性。近日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会议上，针对美方提出的要求中方减少汇率政策干预的要求，财政部长楼继伟表示在经济没有完全复苏，资本跨境流动还不是很正常的情况下，难以做到完全退出。他认为美国量化宽松政策有序退出是好事，但对发展中国家存在波动性影响，从而会给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在汇率管理上带来一些困难。由此可见，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造成中国外汇市场波动之时中国央行势必会干预汇市，当然这是在非常态的情况下。

　　下半年中国经济政策可能会加强力度，市场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开始转向乐观，这也带来了市场对人民币汇率回升的预期。以目前的形势，只要中国央行减少干预，让市场来主导人民币汇率，人民币将会重新回到升值的轨道，不过同时汇率波动幅度会加大。

　　其三，基础货币的投放方式将发生改变。央行曾表示，以后可以增加再贷款、可以进行公开市场操作，还正在探索研究PSL(抵押补充贷款)。随着这类创新型工具的推出与使用，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将进一步拓展和优化。此外，通过再贷款、定向降准等方式，央行也在扩大资金的投放渠道，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有机构测算，今年4至6月，央行非常规基础货币投放的规模分别为3420亿元、459亿元和9242亿元。可以认为，随着外汇占款增量表现出波动性和双向性的特点，央行可能会将更多政策工具搭配和组合使用，未来类似PSL、SLF、再贷款、再贴现等工具将被更多、更频繁地使用。

　　其四，新增外汇占款负增长是否意味着全面降准的预期和必要性有所增强?按一般逻辑，新增外汇占款持续下降，维持过高存准率以对冲资金流入的必要性已经大大降低。但实际情况是，当前我国总量上并不缺乏流动性，尽管上半年广义货币增长达到14.7%，社会却依然感觉资金紧张。这就引出一个重要问题，在李克强总理强调货币政策不能“大水漫灌”的基调下，如何理顺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

　　最近，央行副行长刘士余就在演讲中称“僵尸企业占用大量信贷资源”。在当前我国货币供应总量宽松的同时，实体经济依然存在融资难与融资成本高的问题，表明我国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渠道存在某种“资金截留机制”，使得社会资金配置低效运行。市场普遍认为，最大程度发挥中央银行“定向宽松”政策成效，必须绕过“资金截留机制”，否则“定向宽松”跑偏并不是没有可能。从这个角度出发，解决实体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化解资金截留机制必须多管齐下——只有市场化改革、政府改革和金融改革三轮齐动，才能优化金融市场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