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和《经济参考报》联合主办以“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与中高端发展”为主题的双月座谈会于日前在京召开，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王一鸣、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刘树成、中国社科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刘迎秋就中国经济如何保持中高速平稳增长、如何实现转型升级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王一鸣：以创新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发展

　　王一鸣指出，从过去几年经济运行的情况看，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发生阶段性变化。
　　2007年以来，无论是季度还是年度增速都出现大幅回落，季度同比增速从2007年2季度14.8%回落到今年1季度的7.4%，增速下降一半，年度增速从2007年14.2%回落到去年的7.7%，下降6.5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由过去两位数高速增长转向7.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换挡期，不仅经济增速大幅回落，更重要的则是经济增长动力的转换。
　　从国际经验看，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经济增速都会有一个拐点性变化。日本大致出现在1969年，1973年第三次石油危机后高速增长就终结了。韩国大致出现在1988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高速增长基本也结束了。更重要的是，拐点出现以后，钢铁、电力和汽车等制造业部门产能逐渐接近极限规模。“同样，我国在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后，制造业部门生产能力也将逐步接近极限规模，再靠规模扩张已经走不下去了，这就要求大幅提升创新能力，以创新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发展，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王一鸣强调。
　　在王一鸣看来，从今后一个时期看，我国制造业大规模扩张的空间逐步缩小。过去一个时期，制造业产能迅猛扩张，在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情况下，制造业部门面临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一些行业产能规模接近极限。
　　2013年，我国钢材产能达到10.6亿吨，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4亿千瓦，汽车产量达到2211万辆。总体上看，制造业发展“铺摊子”阶段基本结束。与此同时，支撑产业发展的要素条件深刻变化。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已经开始下降，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逐步形成，生产要素低成本优势趋于减弱。产业升级和创新正在成为产业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这要看能否形成一批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企业，特别是在技术含量较高的行业形成一批处在创新前沿的龙头企业。
　　王一鸣进一步指出，重塑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核心是提高生产效率。“如果说，过去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能力的规模扩张，也就是‘铺摊子’，那么进入经济增速换挡期，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产业升级，提升产业价值链和产品附加值，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也就是要‘上台阶’。过去产业升级可以依托技术引进或技术外溢效应来实现，现阶段产业升级与技术创新越来越融合为一体，因为大规模引进技术的外部条件已经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加快形成推动技术创新的体制机制，通过为市场所需要、有利于提高市场竞争力的不同层次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推进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
　　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就要推动产业升级上台阶。产业升级不是调整产业间比例关系，而是提升产业价值链，调整不同价值链区段的比例关系，要从价值链低端转向价值链中高端，从成本竞争转向质量技术品牌服务竞争，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就要求加快发展研发、设计、标准、物流、营销、品牌、供应链管理等生产性服务，提高制造业知识、技术、人力资本含量；着力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构建“核心技术-战略产品-工程与规模应用-龙头企业和配套体系”的产业链；加快淘汰高能耗、高排放、低附加值的传统重化工业，提高重化工业的现代化水平平；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升级，向劳动、知识、技能相结合方向发展；强化研发设计能力，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向自主研发制造为主转变。
　　推动经济向中高端水平发展，就要推动创新上台阶。我国总体上已进入由工业化中期向中后期、由中高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的阶段。从国际经验看，这一时期已经具备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客观条件和可能性。
　　王一鸣认为，今后一个时期，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创新推动产业向中高端水平发展。
　　第一，推进企业主导市场导向的科技创新。鼓励科技要素向企业流动，引导资金、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加强研发平台建设，加大对中小企业、微型企业技术创新的扶持力度，加快建立高校、科研院所技术成果向企业转移机制，推进传统制造向以研发为基础的制造转型。
　　第二，把科技创新与发展现代产业体系结合起来。我国正在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特别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市场潜力非常大。要把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增强科技创新能力结合起来，力求掌握核心技术。加快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研发应用，加强技术集成和商业模式创新。
　　第三，构建科技创新的动力机制。加快生产要素和资源性产品的市场化改革，深化垄断性行业和国有企业改革，增强企业创新发展的动力。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和执行力度。
　　第四，强化科技创新的教育和人才基础。推动经济增长向创新驱动转变，对深化我国教育和人才培养制度改革提出了更加紧迫的要求。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积极探索创新人才的培养和激励机制，造就高素质人才队伍。
　　第五，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立有利于创新潜能充分发挥的体制环境，促进创新资源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使全社会创新潜能充分迸发出来。

　　刘树成：把握宏观调控的中线

　　刘树成表示，从2010年起，我国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在此大背景下，近三年来，即2012年至今年第一季度，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先后形成了三个冲击波，相应地，进行了三次“下限保卫战”。每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大体上说，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为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需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
　　刘树成认为，由守住下限，到把握中线。宏观调控要搞“区间论”，而不能只搞守住下限的“一点论”。所谓“区间”，就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线。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原因有四个：
　　其一，年年要打“下限保卫战”，使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
　　按照上述循环圈的运行轨迹，今年4月之后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措施，预计可使下半年的GDP增速有小幅反弹，但随着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经济增速又会继续下滑，又得打“下限保卫战”。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这样，每年3月“两会”过后，大体上从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经济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而与此同时，国内外经济界也都聚焦于中国经济能否抵御住下行压力，是否会“硬着陆”。这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
　　其二，经济下滑具有惯性，随时可能滑出下限。
　　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滑惯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或者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
　　其三，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不利于提振市场信心。
　　在上述循环圈的作用下，市场预期很不稳定。每年年初，经济增速下滑，市场预期低迷。随后，在微刺激下，市场预期有所恢复。接着，当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而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时，市场预期又陷入迷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对实际经济行为和实际经济变量，诸如投资、产出、信贷、赢利、收入、消费等，都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做出经济决策时，不仅要从眼前的现实环境出发，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未来可预期的变化。如果预期不稳定，市场前景迷茫，企业就没有信心去投资和扩大生产，银行就没有信心去放贷，居民就没有信心去消费。这将会进一步加大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其四，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经常冲出上限。那时，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现在，在国内外新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下降的换挡期。这样，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的情况。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过去，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这已形成人们的共识。但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低位运行，也同样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低位运行，使三大收入(居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收入)的增长均受到影响。
　　因此，宏观调控只守住下限是被动的。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从下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就可以扭转只守住下限的被动局面，不致于总担心经济运行会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从上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可使经济增长不突破两位数，使经济运行与上限保持一定距离，不致于造成通货膨胀。把握中线，不仅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好上限与下限之间的经济增长空间，不致于浪费宝贵的合理区间，避免造成宏观效率损失。
　　刘树成强调，要摆脱年年打“下限保卫战”的被动局面，把握合理区间中线，这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临时的反周期对策、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零碎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办法，改革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总体应对办法。
　　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这些就是构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就是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

　　刘迎秋：以中高速增长保证中高端发展

　　刘迎秋表示当前中国经济面临一个选择、一个判断和一个调控。我们既要重视和保证长远和中高端发展，也要关注中短期中高速增长。长期可以给出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中短期又是中长远发展的必要前提和重要基础，必须同样给予关注。因为，如果中短期增长出现严重衰退或其他问题，长期发展也不能实现。
　　目前，学术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对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阶段有不同认识。一种观点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期，中国经济将进入中低增长阶段。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前我国经济虽然遇到了“三期叠加”的挑战，但仍然处于中高增长阶段。
　　刘迎秋指出，需要从兼顾经济增长和国民福祉改善角度看待发展。在经济发展水平达到一定水平之前，必须寻求二者间的平衡。既要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和尽可能少的雾霾，又要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较快增长。
　　要注意区分和正确处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增长的核心是量的变化，发展的核心是结构调整，过去，我们讲得较多的是增长，党的十七大后开展注重发展问题。因为，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但是，没有增长的发展，发展也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需要调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但是，要达到这一目标，无论如何不能没有必要经济增长以及与之同步的国民收入的增长、个人工资的增长，企业利润的增长、国家财政和社会投资的增长。只有这些方面都有一定幅度的增长，才可能保证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随着国际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和国内资源供给的约束以及年度国民经济活动总量基数的增大，我国继续保持和实现高达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已不大可能。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有效措施，努力实现比曾经的两位数增长低1.0至1.5个百分点的中高速增长，特别是在当前阶段尽可能避免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至7.5%以下，既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的客观要求，也是当前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必须选择。因为，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实践经验反复表明，凡是消费物价(CPI)低于3%、货币供给增长率不足经济增长率1.83倍的年份，都是经济增长处于衰退的年份。而衰退年份又常常表现为M2的增长率高于M1。对此，我们要给予重视。
　　刘迎秋认为，支撑我国经济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客观条件至少有五个方面：我国制度和体制改革红利大量存在并有待进一步释放；我国传统人口红利大幅度下降和接近消失，但新人口红利已经且正在继续大量形成；我国个人、城乡以及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存在形成的经济增长的内生推力；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城市化率的迅速提升；国际经济发展环境对我国中长期发展的战略机遇及其挑战等。这五个方面客观地支撑着我国现阶段8%左右的潜在经济增长率。
　　当然，我国发展也面临众多压力，包括外需面临的较大需求不足压力，但压力主要来自内部。因此，搞不好实际经济增长率就有可能落到7.5%以下，结果会带来失业率上升等一系列矛盾和问题。
　　刘迎秋建议，面对众多压力，为实现近期中高速增长、长期中高端发展，可做如下两个方面的选择：
　　一方面，近短期选择。可从需求管理的角度，着手考虑实施“六个进一步”：在定向降准基础上进一步大力度降低准备金率；进一步鼓励外向型企业持有更多外汇和进口先进科学技术与装备；进一步强化鼓励向中小微企业倾斜的银行信贷政策；进一步扼制被异化了的金融创新和金融机构表外融资行为；进一步支持和扩大前瞻高效的基础设施类、技术装备类和高科技高附加价值类投资；进一步实施有助于鼓励和引导城乡居民健康消费等宏观调控政策与措施。
　　另一方面，中长期选择。可以从启用和实施供给管理的角度，着手考虑进一步清费减税、鼓励产业转型升级，支持包括技术、企业组织、市场营销和有助于增加企业发展后劲的种类投资、促进新兴产业发展等项政策，核心是着力于推动我国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和实现中高端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