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协同发展，是新形势下提升和完善首都功能、打造新的首都经济圈，推进区域均衡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的需要，是促进环渤海经济区发展的重大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了“七个着力”的要求。怎样“着力加大对协同发展的推动”?金融先行，充分借力资本市场是一条可行的路径。

　　资本市场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基础性平台，突出表现为三种机制，一是对战略新兴产业和优势企业的甄别筛选培育机制，二是项目投入的可持续融资机制，三是做大做强优势企业的并购重组机制。讲协同发展，就要讲步调一致，要求资源在京津冀整体格局下优化配置。要抓住和利用好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历史机遇期，一方面要靠政府引导和政策扶持(如一系列相关领域的顶层设计)，另一方面也需要充分借力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强大杠杆作用。金融协同先行是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有力举措。

　　京津冀区域目前发展较为滞后的是河北，作为经济和重工业大省，它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同时也面临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巨大机遇。但多年来河北资本市场发展明显滞后，突出表现为“三个偏低”，即金融对经济贡献度偏低(2012年河北省金融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3.44%，既明显低于东部6.76%和全国5.53%的均值水平，也低于中部3.45%和西部5.01%的水平);直接融资比重偏低(在2012年非金融企业融资总量中，河北债券融资占15.5%，股票融资占3.3%，分别比全国平均水平低13.7和0.3个百分点，银行贷款占比高达81.2%，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资产证券化率偏低(2013年河北资产证券化率为14.2%，在全国排名第24位，仅为东部平均水平的26%，比全国平均水平低近25个百分点)。

　　目前河北资本中介机构薄弱、上市公司偏少，券商仅有一家，且受净资本等制约，综合实力与行业龙头仍差距尚远;截至2013年底，河北共有A股上市公司49家，远低于东部省份154家和各省平均80家的水平。明显滞后的资本市场和金融生态环境不仅严重制约了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给京津冀协同发展整体战略带来障碍。

　　我们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背景下的产业转移将不再遵从传统环境下的产业梯度转移理论，而更多表现在大区域内的产业集群和产业融合(京津冀产业层次更倾向于是“平”的)。30多年“中国奇迹”的背后其实是一个不断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强调政府要在简政放权、加强宏观调控、维护公平正义、弥补市场失灵等方面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长期来看，随着京津冀地区间的“行政性垄断”导致信息面的差异显著缩小，随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不断增强，以资本市场为核心载体的金融“软环境”将成为影响三地协同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

　　2013年底河北省提出切实用好多层次资本市场，搞好股权融资和债券融资的政策思路，并推出 “三个一百”领军企业工程。理论与国内外实践均表明，现代市场经济中资本市场对经济的支撑力度越来越强，也越来越重要。当前，我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突出，要实现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必须着力解决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问题，推动经济转型升级。京津冀协同发展，是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是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区域协同机制体制创新职责。强大的资本市场是实现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因素之一，尤其从美国两次成功的经济转型经验看，强大的资本市场是实现这一转型的核心机制。

　　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客观上对中国资本市场尽快强大起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带来的更加宽阔、更加纵深的发展空间中，经济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布局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一个强大的更加协同的资本市场。促进资本市场更好服务于转型升级和协同发展大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尤其是河北省)面临的紧迫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