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滑惯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或者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低位运行，使三大收入(居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收入)的增长均受到影响。
　　●把握中线可使经济增长不突破两位数，使经济运行与上限保持一定距离，不至于造成通货膨胀。把握中线，不仅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好上限与下限之间的经济增长空间，不至于浪费宝贵的合理区间，避免造成宏观效率损失。
　　●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办法，改革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总体应对办法。以此来应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就会开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就不会年年被动地去打“下限保卫战”了。

　　近三年来，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相应地，中央政府进行了三次“下限保卫战”，相应出台了各项稳增长的微刺激政策。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为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第一，改革宏观调控思维方式：由守住下限，到把握中线；第二，改革宏观调控工作方式：由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到中长期的总体应对。

　　三个“下限冲击波”与三次“下限保卫战”

　　《经济参考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增速高歌猛进的态势戛然而止，从以前GDP动辄10%以上下降到近几年的7%-8%，引起国内外的关注。这三年来，为了应对下行冲击波，保证经济实现年均7.5%的增长，政府也多次出台了多项稳增长的微刺激政策，显得有些被动。作为国内长期研究经济周期的著名专家，您认为该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和其背后的问题？

　　刘树成：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从2010年起，我国经济发展由改革开放30多年来平均近10%的“高速增长期”，进入一个“增长速度换挡期”。在此大背景下，近三年来我国经济增长下行压力较大，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下限形成了三个冲击波，相应地，进行了三次“下限保卫战”。
　　第一个冲击波。我国GDP季度同比增长率，从2010年第一季度的11.9%，连续10个季度下滑，直降到2012年第三季度的7.4%。在2012年3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已由过去连续七年的8%下调到7.5%。2012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一个冲击波。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诸如：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结果，2012年第四季度，GDP增长率小幅反弹至7.9%。
　　第二个冲击波。进入2013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第二季度，GDP增长率下滑到7.5%，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二个冲击波。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主要措施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并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结果，2013年第三季度，GDP增长率又小幅反弹至7.8%。
　　第三个冲击波。2014年第一季度，GDP增长率又继续下滑至7.4%，这是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第三个冲击波。为“保卫”经济运行不滑出下限，宏观调控又出台了一系列微刺激措施。这些措施主要仍然是：推出一批铁路、公路、市政、能源、环保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继续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加快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支持小微企业发展；加快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促进外贸稳定增长，等等。结果，预计今年下半年经济增速仍会有小幅反弹。
　　这样，近三年来，每年形成了一个“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大体上说，每年上半年经济增速下滑，年中采取微刺激措施，下半年经济增速小幅反弹，下一年的上半年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

　　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

　　《经济参考报》：针对这种现象，去年您就曾经写文章提出，宏观调控“与其守住下限，不如把握中线”。那么，具体应该如何理解这个建议？

　　刘树成：这个观点和政策建议的主旨是，为摆脱“经济增速下滑——微刺激——小幅反弹——再下滑”的循环圈，避免年年打“下限保卫战”，就要改革宏观调控方式。宏观调控要搞“区间论”，而不能只搞守住下限的“一点论”。所谓“区间”，就包括下限、上限和中线。

　　《经济参考报》：您的意思是守下限缺乏“战略纵深”、没有腾挪空间，容易陷入被动局面？

　　刘树成：的确有这个意思。只守住下限肯定是被动的。
　　其一，年年要打“下限保卫战”，使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按照上述循环圈的运行轨迹，今年4月之后陆续出台的微刺激措施，预计可使下半年的GDP增速有小幅反弹，但随着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到明年初，经济增速又会继续下滑，又得打“下限保卫战”。如果这种循环圈年年继续下去，宏观调控就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这样，每年3月“两会”过后，大体上从4月一直到9月，政府的经济工作都要聚焦于“守住下限”。而与此同时，国内外经济界也都聚焦于中国经济能否抵御住下行压力。这使我们的经济工作显得很被动。
　　其二，经济下滑具有惯性，随时可能滑出下限。经济学原理表明，在经济波动的下行阶段，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之间，以及在社会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生产、投资、收入、消费等)，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具有向下作用的连锁扩散效应和累积放大效应，从而形成经济运行的下滑惯性。同样，在经济波动的上行阶段，经济运行亦具有上升惯性。当前，在我国经济增长面临下滑惯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抵挡下滑的足够力量，或者一旦国内外经济环境有个“风吹草动”，即出现某些不确定性因素的冲击之后，经济运行就很容易滑出合理区间的下限。
　　其三，不利于稳定市场预期，不利于提振市场信心。在上述循环圈的作用下，市场预期很不稳定。每年年初，经济增速下滑，市场预期低迷。随后，在微刺激下，市场预期有所恢复。接着，当微刺激措施的效力消失而经济增速又继续下滑时，市场预期又陷入迷茫。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预期作为一种心理因素，对实际经济行为和实际经济变量，诸如投资、产出、信贷、赢利、收入、消费等，都具有一定的导向作用。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做出经济决策时，不仅要从眼前的现实环境出发，而且更重要的是考虑未来可预期的变化。如果预期不稳定，市场前景迷茫，企业就没有信心去投资和扩大生产，银行就没有信心去放贷，居民就没有信心去消费。这将会进一步加大经济运行的下行压力。
　　其四，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过去，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是经常冲出上限。那时，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上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现在，在国内外新的经济背景下，我国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下降的换挡期。这样，经济增长由过去经常冲出上限，转变为要守住下限的情况。对经济运行合理区间下限的把握成为宏观调控中的突出问题。过去，经济增长经常冲出上限，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这已形成人们的共识。但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低位运行，也同样不利于转方式和调结构，不利于深化改革。这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滑出下限，或连续在下限边缘低位运行，使三大收入(居民收入、国家财政收入、企业利润收入)的增长均受到影响。

　　《经济参考报》：看经济形势，最直观的指标就是看三大收入。经济增长高位运行时，三大收入的增长往往并不同步，但低位运行的时候，三大收入肯定是同步下行的。

　　刘树成：的确是这样的。从居民收入的增长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2011年跑输了GDP增速，2012年略跑赢GDP增速，而2013年至2014年第一季度又跑输了GDP增速。在2011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各季累计增速在7.1%至8.4%区间，均跑输了相应季度GDP增速。2012年各季累计，该收入增速有所提高，处于9.6%至9.8%区间，略高于相应季度GDP增速。但2013年各季累计，该收入增速下降到6.5%至7%区间，又跑输了相应季度GDP增速。2014年第一季度，该收入增速为7.2%，亦低于GDP增速(7.4%)。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的增速，在2011、2012、2013年虽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但这3年呈现出下降之势，分别为11.4%、10.7%和9.3%。
　　从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看，近三年来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速呈大幅下降趋势。从2011年第一季度的33.1%(现价)，降到2014年第一季度的9.3%，下降了23.8个百分点。特别是从中央本级财政收入看，在近三年来的一些月份中，均出现了以往少有的负增长。财政收入增速的大幅下降，会使需要财政支持的转方式和调结构，需要财政支持的有关改革措施的推进等遇到困难。比如，在国民收入分配大格局的调整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中，多年来所呼吁的提高劳动者报酬和居民收入的比重问题，就难以取得明显进展。再如，随着财政收入增速的大幅下降，也使减税空间越来越小。
　　从企业利润收入的增长看，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的增速(现价)在2012年大幅下滑，并连续3个季度出现负增长。在2013年，有恢复性增长，但增长水平(11.1%至13.5%)远低于2011年(32%至25.4%)，而且新增利润主要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2014年第一季度，企业实现利润又略有下降，为10.1%；1—4月份累计，企业实现利润增速又略降至10%，新增利润仍集中在以下少数的5个行业：汽车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这5个行业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为78.6%。企业是转方式和调结构的基层主体。在现实经济生活中，转方式和调结构不是“纸上谈兵”，说说而已，也不仅仅是转变思想观念问题，而是要实实在在地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创新。而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是需要投资支持的。新材料、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技术改造、设备更新、节能减排、淘汰过剩产能等，都需要一定的投资。如果企业利润增速下降，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趋紧，一是企业不愿和不敢去投资，二是没有好项目去投资，三是没钱去投资。

　　《经济参考报》：这几天人们正在收看巴西世界杯，能不能用足球场上的控制中场和禁区防守来比喻您说的中线和下限？

　　刘树成：足球我不大懂，道理应该相通吧。把握经济运行合理区间的中线，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从下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就可以扭转只守住下限的被动局面，不至于总担心经济运行会滑出下限，不需要年年打“下限保卫战”。这样，有利于克服经济下滑惯性，有利于形成更加稳定的市场预期和提振市场信心，有利于为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提供更加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从上方的回旋余地来说，把握中线可使经济增长不突破两位数，使经济运行与上限保持一定距离，不至于造成通货膨胀。把握中线，不仅可使宏观调控上下都有回旋余地，而且可以充分利用好上限与下限之间的经济增长空间，不至于浪费宝贵的合理区间，避免造成宏观效率损失。

　　改革宏观调控工作方式：由项目应对到总体应对

　　《经济参考报》：我们知道足球场上守住中线并不容易。宏观调控要把握中线，可能也需要一套与“底限思维”不同的政策部署。那您的建议是什么？

　　刘树成：把握合理区间中线，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微刺激措施、不是靠临时的反周期对策、不是靠简单的放松政策、不是靠一个个地推出一些项目就能解决问题的，而需要宏观调控“大手笔”。这就是要把目前短期的、应急式的项目应对办法，改革为构建中长期发展的新棋局，采用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总体应对办法。今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时提出：“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抓紧落实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这些就是构建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新棋局的重要抓手，就是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力量的战略支撑。如果我们切实把《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落实好，切实把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还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等建设和发展起来，将这些集稳增长、转方式、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于一体的、带有全局联动性的中长期重大举措，具体化和精细化为年度、季度措施，相互衔接地出台，以此来应对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就会开创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局面，就不会年年被动地去打“下限保卫战”了。
　　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来说，其任务包括：从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到推动城乡发展在建设规划、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一体化；从推进城镇化空间布局的协调发展和优化，到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推动城市建设绿色化、智能化和人文化。这是一个大的系统工程。这一规划如能真正贯彻落实，与过去以规模扩张为主的、“摊大饼”式的土地城镇化相比，任务更加艰巨，所需投资更多，带动消费更多，可释放巨大的、持久的内需潜力和发展动力。
　　以建设长江经济带来说，其范围覆盖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等11个长江流域的省(市)。长江横贯我国东中西，连接东部沿海和广袤的内陆。依托黄金水道，打造我国经济新支撑带，同时可推进沿江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形成直接带动超过五分之一国土、约6亿人的强大发展新动力。早在1998年，我就曾提出，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带动我国经济持续增长。当时提出，以长江流域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区来推动全国经济，可以有机地做到八个“结合”：一，短期启动与长期发展相结合；二，投资启动与消费启动相结合；三，大面积解决就业问题与经济启动相结合；四，“点”启动与“区”启动相结合；五，政府主导作用与市场机制作用相结合；六，国资与民资、财政融资与信贷融资、内资与外资相结合；七，一般技术与高新技术相结合；八，建设与环保相结合，可将长江流域建成我国美丽的大型旅游区。现在，长江经济带建设已上升为国家战略，这对于有效扩大内需、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