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份，中国进出口数据分化导致贸易顺差空前放大。海关总署外贸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0.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2.2%。其中， 5 月当月，我国出口1954.7 亿美元，同比增长7%;进口1595.5 亿美元，同比下降1.6%;贸易顺差359.2 亿美元，扩大74.9%，为近5年以来的单月新高，然而，笔者认为，贸易顺差急剧扩大却透露出并不十分积极的信号。

　　衰退性顺差反映结构性困境

　　受益于基数因素(去年对香港存在“出口虚增”因素)、稳外贸政策及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带动外部需求回升，5 月份大摩全球制造业指数为54.3，环比4 月上升2.3 个百分点，预示全球制造业景气度持续扩张。受此影响，5月份中国出口同比由负转正，但5月进口同比却下滑了1.6%，低于市场预期的增长6.0%。受出口加速，进口收缩的“跷跷板”影响， 5月实现贸易顺差359.2亿美元，高于预期的226亿美元，达到2009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贸易顺差的大幅增加到底是否意味着外贸的“年中拐点”来临呢?事实上，如果进一步分析前4个月和去年同期的环比和同比数据就可以发现，前4个月贸易顺差2154亿，同比下降42.9%，所以5月份反弹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外贸下滑的幅度，总体看，1-5月出口同比仍下降0.4%，比去年同期下滑13.9个百分点。

　　从进口需求看，5 月进口同比和环比均负增长，增速较此前显著下跌，考虑基数效应后，进口的放缓更为明显。海关数据显示， 5 月进口1595.5 亿美元，同比下降1.6%，比上月下滑2.5个百分点，比去年5 月下滑1.1个百分点。1-5月进口同比增长0.8%，比上年同期回落7.4个百分点。由此可见，由于进口需求的萎缩所导致的贸易顺差的大幅增长更多变现为一种“衰退性贸易顺差”。一般意义上的“衰退性贸易顺差”，是指在全球经济低迷或衰退情况下，一国外需恶化，进出口双萎缩，进口降幅下滑更快所致的非典型性贸易顺差。

　　进口需求低迷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今年以来主要大宗商品进口均价普遍下跌。对大宗商品以及基本金属的需求主要来自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在主要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市场对于基本金属的有效需求不足，价格难有大的回升。今年以来，我国进口原油均价下跌3.3%，进口煤均价下跌15.3%，进口成品油均价下跌0.8%，进口大豆均价下跌5.9%，这直接制约了进口需求的回升。

　　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确是在“戴着脚镣跳舞”。国内产能过剩制约投资增长导致进口原材料的下滑。今年以来，汇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始终处于50“荣枯线”之下，生产者消费指数连续26个月负增长，许多行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5%，负产出缺口显示去产能化比较缓慢，制约了新增投资的增长和原材料、能源需求增长，投资增速下降导致对海外制造业产业链进口需求减弱。可见这种非典型顺差的大幅增加并不值得庆幸。

　　稳外贸要靠价值链升级

　　因此，全年要实现7.5%的外贸增长目标，压力都在下半年。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稳增长”和“稳外贸”政策有一定的时效性，可能在未来几个月有一定集中体现。但是，“去产能”和国内经济结构调整，考虑到对外贸易已经开始呈现国际产业转移放慢，向周边国家产业转移和订单转移加快、生产要素成本上升这样“一慢、一快、一升”的态势，再加上包括TPP等全球区域自贸加强，新型贸易壁垒对中国造成严重挑战，因此，中国外贸总体形势仍是趋紧，全年7.5%的增长目标有难度。

　　展望未来，中国不应该把焦点过度集中于保外贸增长上，而应该着眼于中长期的产业升级和贸易升级。长期以来，我国对外贸易主要依靠劳动力、土地、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这种依赖初级要素禀赋的模式，很难在贸易层次和战略利益上取得突破。同时，长期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低端，可能会对我国产业的全球定位形成惯性依赖，面临“被锁定”风险。

　　未来10年全球产业竞争归根结底将是价值链的竞争，价值链竞争决定中国制造业乃至产业竞争力和未来经济的前途与命运。面对美国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浪潮，以及国内传统比较优势流失等多种挑战，中国必须建立起新的竞争优势，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推动贸易结构和产业结构全面升级。

　　中国需要积极延长国内价值链，提升加工贸易参与国际分工水平。重视培育本土跨国公司，增强对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控制力。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国内布局，加快产业升级和梯度转移。此外，中国应积极顺应全球自由贸易协定(FTA)大浪潮，加快推进中日韩由贸易协定、中国-东盟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及提前研究中美由贸易协定、中欧由贸易协定等战略协定谈判，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利益分配水平，真正推动中国由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