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交通部发布了《关于促进手机软件召车等出租汽车电召服务有序发展的通知》(征求意见稿)，要求逐步实现人工电话召车、手机软件召车、网络约车的召车信息，通过统一的城市出租车电召服务平台，推送至统一的车载终端播报。

　　出租车行业长期处于供需不足的状态，此前，运管部门通过行政手段管理出租车调度电召平台，并没有解决打车难的问题，而且价格杠杆的作用亦无体现。还好，随着快的和滴滴两家公司狂烧10亿多元，出租车市场泛起了一些活力与波澜。

　　处在这样一个十字路口，监管部门实质上有两种选择。一是任由市场化的打车软件，在规范的行为秩序框架中，去冲击行政背景的传统出租车调度平台，逼迫其通过技术升级来改善服务;二是通过行政手段将市场化的打车软件排除在外，或者是“招安”纳入到行政背景的调度平台中。两种选择孰优孰劣，不言而喻。遗憾的是，在一些地方政府为打车软件进入市场设置行政壁垒之后，交通部门又拟完全“招安”。

　　传统调度平台之所以在打车软件面前不堪一击，根本在于缺乏技术和服务优势。那么，“招安”打车软件后，互联网企业的技术优势显然要被传统调度平台屏蔽在外，使新兴和传统之间刚刚有些起色的竞争，再次回归一潭死水。此外，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以及由竞争而内生的技术进步动力，将大为受限。试想，连奖励营销活动都要提前报备，行政越界干预市场已非常明显。这种干预，只会扼杀市场的活力。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本届政府也明确“转变政府职能就是厘清和理顺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关系”，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政府管住、管好应该管的事。就此而言，政府部门并不是购买发育起来的市场服务，而是将其收编进行政背景的调度平台，与改革方向似有不符。

　　一个比较理想的思路是，行政的归行政，市场的归市场。运管部门管好传统的调度平台，打车软件仍在市场上行走，二者并行不悖，以满足不同群体的打车需要。至于打车软件的安全性、规范性等问题，需要有关部门拿出比“招安”更具行政智慧的规制方案。事实上，这才是政府部门“应该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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