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地方债问题再次成为热点。政策面上，财政部日前发布《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允许上海、北京等10地今年试点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这将地方债纳入西方成熟市场的 “发与还”轨道，地方债的隐形风险变得透明可控，并接受信用评级市场约束。舆论层面，中国债务风险和楼市隐忧被各路观察家视为中国出现经济危机的标志性要素。

　　由于华尔街金融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都由债务和楼市引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下行趋势，也难免让人联想到中国会否重蹈美欧式的危机。人们的担忧值得重视，但债务危机并非中国的宿命。

　　西方评价中国经济难脱矛盾思维——一方面否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中国高速发展的动力归之于偏离市场的权力;另一方面则对中国的经济下行以纯粹市场经济的技术主义去分析。因而，其对中国经济的分析预测总是不准。当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纷纷放弃危机时代的量化宽松政策时，资本主义的诺亚方舟似乎看到了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

　　西方以其危机前的债务风险来评价中国。他们的债务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因此中国也难逃这一宿命，但美欧和中国的债务并非一回事。

　　美国几乎每年都会遭遇债务问题，甚至联邦政府都会关门一阵子。但其特殊性在于，这种危机与其说是经济问题，还不如说是美国两党政治博弈所致。华尔街危机的根源并非债务，而是金融产品泛滥创新和美国对投资银行寡头监管不到位所致。美国走出危机泥潭，则是强化金融监管，通过量化宽松及重视实体经济来实现。但在美国各州，若负债过多，就没有那么多的手段可用，只能破产，譬如汽车城底特律。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则是另一番景象。欧元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却在享受几乎一样的高福利待遇，稍差的南欧国家自然要以高赤字来养“闲人”。基于德国的强力支撑，加之欧盟以更具约束力的新财政公约托底，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才渡过了难关。若“欧猪五国”没有实体经济支撑，国民习惯于享受，主权债务危机还是会再次光临欧洲。

　　中国地方债有自己的特色。按照2013年末审计署发布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性债务17.9万亿元，但地方政府有“偿债责任”的债务10.89万亿元，占比61%;地方政府负有“担保责任”的或有债务2.67万亿元，占比15%;地方政府“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或有债务4.34万亿元，占比24%。

　　中国地方债确实有“只借不还”的风险，就像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乔希-诺布尔所说的“债瘾”。但系统改革和结构调整已经启动，金融系统首当其冲，信贷依赖的疯狂已经被遏制住，地方债也被纳入政绩考核，而且不受官员任期限制。中国地方债，在改革导向下，已经进入了新债透明化、旧债不增加、存量地方债予以多渠道消化的时期。

　　从总量看，地方债清偿压力的确不小，但必须指出的是，地方债偿还并非某个时段的一次还清，而是错时偿还。由于以往地方债的责任不明，地方政府只借不还看似不讲道理，却有着逻辑性的合理因素。在现实的国情之下，国家兜底埋单，几乎是众所周知的公共常识。加之中央和地方事权不对等，存在着 “国富”有余而地方不足的尴尬，加之严苛的政绩考核，地方政府借债发展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而，由国家对地方债“清零”，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充裕的国家财政，没有完全放开的金融体系，中国地方债只有局部风险，而无大局之伤。

　　这并不意味着地方债要国家给“清零”，而是通过系统改革来破解地方债的结构性难题：地方债要纳入预算，借债透明，自发自还;税制要改革，给予地方政府更多财税主导权;增加公共财政转移支付;利用充裕民资和善用卖地财政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