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换挡期”，而要改变惯有的高速增长心态，真正接受中速增长新常态，还有个不会太短的适应过程。难度在于这种转型是复杂的经济系统转型，必然伴随微观市场主体的死死生生。在中央一再申明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后，市场仍在就有关“稳外”还是“活内”、财政政策要不要“积极”等问题争议不休，就是结构调整举步艰难的反映。那种指望通过宏观放松，不同行业一窝蜂获得爆发式机会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
国家领导人近期对于经济发展“新常态”的表述，令外界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政府对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河南考察时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
说到“新常态”，这个概念最先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Mohamed
El-Erian)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视作危机后经济恢复的缓慢而痛苦的过程。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不可避免地也呈现出“新常态”――经历了30余年接近10%的平均增长后，转向结构性减速。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人已在用“新常态”概念分析中国经济。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阶段》的文章中就提到，全球危机步入“新常态”，传统上，经济危机可能表现为连续若干年负增长，但由于大剂量调控政策的强力推出，现阶段的危机并不表现为负增长，而是表现为经济增长在低水平上波动、全球流动性过剩、大宗产品价格和资产价格变动不居、贸易保护主义升温、地缘政治紧张等方面。在2012年，国际评级机构惠誉表示，中国的GDP数据符合“新常态”增长率。
那么，中国经济“新常态”到底有些什么特点呢?有学者归纳了这样几点：经济增速比过去10多年有所降低，但与其他经济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相比，仍有望保持较高水平;推动增长的主要力量将转向主要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多元化创新;经济结构也将会发生新变化，比如，服务业比重或超过第二产业，投资比重达到峰值并缓慢降低。
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体现在多个方面：市场层面，除了一季度经济数据所反映的工业增长、外贸数据不好外，一些产业也面临很大压力，尤其是房地产终端市场遇冷开始向上游传导。金融运行层面，尽管一季度存款增长同比少增1.39万亿，可贷款增长同比多增2592亿，而社会融资规模上年同期少5612亿，显示实体经济从金融体系获得的资金总额在下降。在传统资金宽松的3月末，一般贷款利率水平竟比资金紧张的去年12月还要高，足以证明实体经济正遭遇越来越大的融资压力，这对杠杆率去年已达109.6%的企业部门无疑是难以承受之重。
除了整体经济上的压力，在有效的政策调整上也面临巨大压力。现在看来，“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挑战主要体现在产能过剩矛盾趋于突出;生产要素成本加快上升;企业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日益显现;财政金融风险有可能增大四个方面。
化解这些难题，并没有也不可能有特效药。对此，中国领导层有着清晰的认识。政府对现阶段的中国经济有着“三期叠加”的判断，指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以及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下，只能从中长期的改革切入，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才能将中国经济带出泥潭。
但要在新的适度增长区间寻找新的平衡点，当下还有不少不确定因素。为使企业尽早适应新形势，政策有针对性地预调微调很有必要。央行上周发布的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将稳健货币政策从年初“保持定力，精准发力，不放松也不收紧银根，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调整为“坚持总量稳定、结构优化的取向，保持定力，主动作为，适时适度预调微调”，并提到了将“根据经济金融形势变化以及金融创新对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影响，灵活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工具”。据此，市场认为央行由定向降准转为全面降准的可能性大增。
从去年开始，新一届政府多次申明不再推行强刺激政策，“保增长”遂弱化为“稳增长”，政策适度放宽的方向并未改变。今年以来，情况似乎有所不同。但对于市场有关央行全面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预期，周小川的言辞非常谨慎：对经济形势的判断还是要更准确一些，现在虽有变化，但出结论要慎重，短期数据不一定说明问题。他称，央行主要是逆周期调整。如果发现周期变化，会着手逆周期调整，绝大多数是微调，这种微调始终都是在做，不管你看没看见，我们都在做。周小川进一步指出，逆周期微调是符合宏观审慎的调节方式，主要进行流动性方面的调节，在强度增大的时候才需要典型的货币政策数量型、政策型工具，(让调节力度)迈上一个台阶。而从目前的情况下，国务院明确强调宏观调控要有定力，不会轻易采取所谓大规模刺激政策。
据此不难推断出下阶段的货币政策取向――保持定力，主要进行逆周期微调，而不会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但值得关注的是，市场对宏观调控方向的争议仍在持续。目前主要集中在两大方面：第一是“稳外”还是“活内”。所谓“稳外”，就是稳住外需、稳住外贸进出口;“活内”，则是放活政策，扩大内需。李克强总理目前是中间落墨，一方面力推一系列“活内”政策，包括稍后将推出棚户住建新政：另一方面也“稳外”，由商务部牵头的稳定外贸进出口新措施就要报送国务院过堂。第二个是财政政策要不要“积极”起来。这是因货币政策已明确不能再宽松，流动性还可能进一步收紧，于是各方把眼光放到财政政策上。有部委机构甚至要求在下一步预调微调中，令财政政策积极起来，不仅以财政政策保住经济下限，还想通过财政政策促使经济走向上限。这个主张很合地方政府口味，所以各地已经发出了事权、财权重整，给地方以活力的呼吁之声。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争议正是结构调整举步艰难的反映。
总之，中国经济增长正处于“换挡期”，而要改变惯有的高速增长心态，真正接受中速增长新常态，看来还有个不会太短的适应过程。笔者认为，我国这一轮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具有历史性意义，因为这意味着，某些产业(如房地产)过去数年经历的市场繁荣将会一去不返，而逐渐演变为一种利润常态、增长常态的行业;同时，一些新兴的行业也会带来新的市场机会。难度在于这种转型是复杂的经济系统转型，必然伴随微观市场主体的死死生生。那种指望通过宏观放松，不同行业一窝蜂获得爆发式机会的想法，是完全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