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国经济而言，经济新常态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速与过去相比呈结构性而非周期性下降，但仍有望保持较高水平;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技术创新，由之前的“投资+出口”拉动和房地产拉动逐步转向“投资+消费+创新”拉动;经济转型和改革深化会面临一些风险，应避免这些风险扩大为局部危机，如去产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一定压力、去房地产化过快或导致经济增长失速等。

　　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宏观调控也应有新内涵。分析人士认为，应打破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容忍较低的增速和追求更高效的增长，将改革贯穿宏观调控始终，着力提升企业对经济增速放缓的适应能力，提升增长的包容性。

　　就我国经济而言，经济新常态主要体现为：经济增速与过去相比呈结构性而非周期性下降，但仍有望保持较高水平;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依靠转型升级、生产率提升和技术创新，由之前的“投资+出口”拉动和房地产拉动逐步转向“投资+消费+创新”拉动;经济转型和改革深化会面临一些风险，应避免这些风险扩大为局部危机，如去产能给金融系统带来一定压力、去房地产化过快或导致经济增长失速等。

　　对于宏观调控来说，确认新常态意味着宏观政策立意有了根基，政策发力将体现连续性和统一性。总体而言，随着经济增长中枢下移和增长方式转变，对经济减速应有更高容忍度，对刺激经济的方式应重新审视。稳增长是为防风险和更好地深化改革，不能因短期稳住了增长而将改革放在一边，稳增长的根本目的在于提升经济活力，追求更高效的增长。

　　首先，应重视预期管理，保持定力，不轻易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前期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尚未完全消除和边际效应递减制约新的刺激政策的发力空间。从1-4月投资、消费、工业增加值等数据看，消费较平稳，投资增速下滑较明显，工业增加值单月同比增速有所回落，“微刺激”系列政策进一步见效尚需时日，但不可否认的是投资拉动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依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政策保持定力具备基本面支撑。

　　其次，将深化改革贯穿在宏观调控始终，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均需要在改革的统领下协调配合，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实业，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应适时预调微调，着力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由来已久，要破解这一难题必须加快金融改革，促进银行业竞争，打破刚性兑付，减少政府对经济直接干预。应提升直接融资比例，加快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大力推进股权融资，借助私募基金等民间力量推动企业成长。

　　从财政政策角度看，尽管全社会的杠杆率已偏高，但政府负债水平总体而言并不高，依然存在加杠杆空间，因而可适度积极，更精细化发力，对产能严重过剩、高耗能高污染行业进一步收紧政策，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地方政府融资方式、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杜绝预算软约束。从长远看，应推动投资财政向公共财政转型，进一步放权给市场。

　　从产业政策看，应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扶持创新型企业成长。在当前制造业产能过剩较为严重的情况下，着力放宽市场准入，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中国制造要保持自身优势，必须融入更多创新、创意等元素。市场环境正在倒逼企业转型，政府可在背后推把手。

　　最后，应着力提升增长的包容性。应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营造更公平的社会环境;提升节能环保约束，实现可持续发展，留得青山绿水才有金山银山;重视对社保、教育、科学、文化等方面投入，尤其要推动社保制度改革，织好社会安全网，为改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