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是理顺医药市场、降低就医负担的第一步。而“降价死”呈现出的对政策善意的背离，也在提醒着医改要在市场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近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改进低价药品价格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家发改委8日宣布，为鼓励药企生产低价药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国家取消280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

　　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针对的是药品市场上实行价格控制的部分。这其中，低价药由于具有面向低收入者的兜底性质，在严格执行最高零售价同时，物价部门前前后后还有过二十多轮的降价行动。但反馈到市场层面，这一政策善意不仅没有增加低价药在医疗领域的使用频率，进而降低就医成本，反而让不少药品陷入“降价死”的怪圈。

　　在多轮“降价死”对低价药形成的非正常淘汰之后，发改委出台《通知》，取消500余种药品的最高零售价，其实是回归市场规律。如果撇开以药养医的体制性背景，取消最高零售指导价，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在于，低价药的生产与流通能够按照价格信号合理进行。以往“降价死”怪圈之后，低价药品贴新牌重新高价入市的局面将有所缓解。对一些底层民众而言，低价药在市场上的正常存活，无疑是利好。

　　在放松对低价药的价格控制之后，低价药会否全面涨价?这样的担心其实多余。在目前的医药市场上，低价药品大多是可生产企业多、竞争激烈的药品。执行最高指导价，看似限制了低价药的涨价幅度，但由于价格信号受到干扰，在一次次的降价行动中，遭遇涨价天花板的低价药由于利润压缩逼仄，生产企业往往失去生产兴趣，要么将低价药换个品牌重新高价入市，要么干脆放弃微薄利润，造成反向的市场淘汰。取消最高零售价，其实是进行市场松绑。放开价格控制，对成本敏感的低价药药企而言，自然会在竞争中形成平衡了利润与价格竞争优势的药品价格。

　　当然，必须直面的现实是，目前的医药体制并不成熟，且存在不少积弊。保障低价药生产供应面对的挑战，最核心的便是以药养医的体制。取消低价药最高售价，只能说是在生产和流通层面，理顺了低价药的价格关系，至于消费层面，或者说低价药能不能顺利地进入患者手中，离不开医院和医生这一环。如果以药养医格局未能触动，医院药品的招标采购目录和医生的处方单上，低价药的身影可能会依然少见。

　　还得看到，低价药的竞争虽比较充分，但由于取消最高零售价的只是一部分，价格控制对整个低价药市场而言，还有多少应该剔除的消极影响，值得进一步研究。而置于整个药品生产流通市场来看，低价药与高价药间的竞争，所面临的政策壁垒可能依旧不少。政府物价部门在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后，必须在监管层面牢牢把关，对价格涨跌幅度较大的低价药品的市场动态及时摸排。

　　总的来说，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是理顺医药市场、降低就医负担的第一步。而“降价死”呈现出的对政策善意的背离，也在提醒着医改要在市场化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于此而言，在此轮政策调整之后，医药领域还有多少可以而且应该松动的价格控制，应该是新一轮医改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