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欧洲低利率或负利率的货币政策有助于去杠杆化的实施，但低息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借贷消费的模式上。需求长期不振意味着经济增长还将低迷一段时间。
●中美两国可以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自然资源和环境合作就是其中的重点。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全球经济规模将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翻一番。
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迈克尔·斯彭思(Mike Spence)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发达国家经济目前占全球经济总量约50%。各国仍在苦苦挣扎，希望恢复其增长和就业的可持续模式。其中，美国经济进一步去杠杆化，经济开始增长，但尚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且就业情况仍然滞后。相对而言，发展中国家经济都在增长，有一定适应能力，即便面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超低的大环境，发展中国家仍在某种程度上能保持可持续发展。
中国正向中等收入国家转型，中国经济在供应方面变化迅速，逐步转向国内消费以及高回报投资并伴随着高附加值出口的发展模式，这日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创新、竞争以及市场化在这一转型过程中至关重要。新一届领导面临的主要经济挑战在于如何实施多项相应的改革措施，支持这一正在变化的发展模式。概括而言，中美两国都在未来10年面临重大、艰难的经济挑战。建立互助互惠的关系极有助于两国获得成功，并将惠及全球其他经济体。
个别国家结构调整带来风险
斯彭思说，未来10年，全球及个别国家将出现重大经济结构调整，其速度和效果难以预料，也因此带来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2008年以前，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发达经济体通过大量借债推动经济增长。这种增长方式包括过度消费而投资不足以维持增长。部分国家金融部门行为失当和缺乏监管也助长了这种无法持续的增长。最终，这种不健康的增长动力在2008年戛然而止。
美国正处于去杠杆化的过程中，需要逐步降低债务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国内总需求下降，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负增长，丧失了许多就业岗位。目前，去杠杆化尚未完成。总体上看，私有部门债务持续下降，而政府部门债务则在上升。
美国和欧洲低利率或负利率的货币政策也有助于去杠杆化的实施，这些政策降低了高负债给经济造成的损失，加速了资产价格(包括房产价格)回升，从而改善了资产负债表，降低了财富缩水对消费产生的不良影响。然而，与此同时，储蓄者资本收入受损。此外，低息还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重新回到借贷消费的模式上。需求长期不振意味着经济增长还将低迷一段时间。在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中，经济复苏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赖出口。
最近的研究表明，通常情况下，发达经济体可贸易部门大约占全部产出的三分之一，在就业中所占比重略低于三分之一。不可贸易部门产值更大，而且完全依赖于国内总需求。由此我们认为，过去4年多一直受到需求拖累的经济增长模式还将延续一段时间。
欧洲(特别是欧元区)饱受上述因素困扰，再加上自身缺陷，导致欧元区在应对主权债务危机和相关系统性风险时明显力不从心，在解决经济增长中面临的结构调整问题，以及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方面，也显得无能为力。
斯彭思表示，发达国家依然占有全球经济产出的一半以上，上述增长趋势说明，未来5年发达国家需求十分有限，这也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创造内部需求才能实现高速增长。
由此可以认识到，发展中国家经济规模扩张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趋势，这种规模扩张是由国民收入增长和需求快速转型造成的，还可以表现为全球中产阶级及其购买力的爆炸式增长。这一趋势对于中国和其他主要发展中国家制订成功的经济增长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为小型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巨大的潜在市场，同时也为发达国家在全球供应链中附加值较高的可贸易部门提供了难得机遇。
创新是目前中国首要任务
斯彭思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转型”阶段，有时也被称作“中等收入陷阱”。之所以称之为“陷阱”，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增长大幅放缓，很多历史数据都支持这个论断。
中等收入转型涉及一个经济体中，可贸易部门和不可贸易部门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存在复杂的相互影响的结构变化。中国的“十二五”规划紧扣结构调整的主题，其中包括家庭收入在国民收入中份额上升，政府和企业收入在国民收入中比重下降，从而带动家庭需求和消费增长。投资仍将保持稳健增长，但公共政策更趋合理，通过加强国有企业竞争和治理、改善市场环境、发展金融产业、减少不平衡、加大对经济供给端资金支持等措施，减少回报率低的公共投资项目。城镇化将扩大和吸收农村地区劳动力，大量资金将投入到相关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住宅和商用房地产开发中。
这个发展阶段的关键在于经济中不可贸易部门效率得到提升，原因是该部门规模扩大，而且不存在国际竞争。
另外，创新也是中国转型发展的重要因素。创新具有全球共享性，创意、知识和技术可以相对自由地跨境流动。中国的自主创新将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重要贡献。
斯彭思表示，中国分析家和决策者对西方国家的宏观金融管理和监管模式一直持怀疑态度(这种态度无疑是正确的)，担心公共部门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和负债失衡问题。这些问题会阻碍政府成功应对危机，开展逆周期需求调控，推动结构调整和解决收入分配等措施。随着中国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的完善，我们期望中国不会减持公共财产。因此，中国将面临如何管理好公共财产的挑战，以促进而不是妨碍经济增长和结构调整。
中国的经济规划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要解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社会基本服务和保障分配不公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不仅有助于提高效率和促进增长，还可以维护社会稳定。打击腐败和保障投资市场机会均等也能够为缓解社会矛盾和促进经济增长提供直接助力。
为了完成主要的结构调整，需要进行全面深入的体制改革。只有继续加快和深化改革，中国才能顺利实现结构调整和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说，中国过去30年经济增长赖以成功的增长模式已经进入尾声。未来需要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倚重包括消费需求在内的内部需求，并进一步扩大国民经济市场化比重。
斯彭思还说，随着国家日渐富裕，中国也像其他国家一样，会产生强大的特权阶层，而政治和政策则需要合理地平衡不同阶层的利益。大众的利益，特别是那些尚未能通过有效途径充分表达意愿的群体的利益，应当优先解决，而中国共产党将从中发挥核心作用。
中国正处于向新一届领导集体成功过渡的阶段。当前的领导人参与了“十二五”规划重点项目的准备工作。它是一个全面的路线图，如果改革政策措施能够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要求并顺利实施，则必将成功。然而，我们要知道，过去成功和快速实现中等收入转型的国家很少，而像中国这样规模国家的成功案例更是绝无仅有。而且，过去的成功例子都伴随着有利的全球经济环境。
因此，未来10年，中国不但要为自身的增长方式转变和政府角色转型领航，也需要平衡其政策的内部动态性和外部影响。假以时日，由于经济规模不断扩大和增长保持较高水平，中国经济的外部影响力也将进一步加强。
多数人认为，未来10年全球经济如何演变，主要取决于中美两个全球最重要国家的政策措施，取决于两国是否能够通力合作，在提供公共产品和创建稳定开放的全球经济环境方面发挥领袖作用。
中美经贸合作比过去更重要
斯彭思说，中美两国可以在多个领域开展合作，自然资源和环境合作就是其中的重点。在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推动下，全球经济规模将在未来10年到15年内翻一番。届时，过去支撑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不再适用，气候、食物、水、能源和居住条件将无法承担过大压力。事实上，各国已经开始逐渐适应新的增长模式，这需要世界各国进一步加快和提高这种适应能力、创新能力和学习能力。在此过程中，中美两国应该成为积极的参与者和领导者。当前的全球问题错综复杂，而中美在能源安全高效、绿色增长、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方面的合作可以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良好开端。
中美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得到了提升。而现在，这种互补模式正在改变，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迅速增长的市场，过去中国消费者无力消费的商品越来越多地涌入中国，这也有助于中国吸收先进技术。中国将对美国经济中很多领域进行对外投资，其中包括基础设施领域。尽管中国在全球供应链中正在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但美国将继续向中国开放市场，提供、分享和吸收先进技术和人才，也将继续巩固其全球顶尖教育和基础研究中心的地位。
当然，两国也存在良性竞争。过去20年间，两国的比较优势差距正在缩小，但尚未完全消失。未来10年中国还无法成为高收入国家，但从收入、资本深度方面看，这种差异正在缩小。与过去的日本和韩国一样，中国跨国企业知名品牌将会出现在国际市场上。他们将与世界各国的跨国企业竞争，成为全球供应链架构的设计者。他们将在全球与来自欧洲、美国、日本的跨国企业竞争。这种良性竞争是在公平和规则化的环境中进行的。
这种发展趋势的结果是全球供应链和网络架构转型。过去，大体上讲，全球供应链由东方向西方转移，更精确地说，是通过东方向西方最终需求端转移。但这种现象已经成为过去，需求和增长，即使是绝对量的增长，也将不再集中在西方国家。
最后，斯彭思表示：当前，全球经济面临诸多挑战和不确定性，中美两国的经贸合作比过去更加重要。这不仅有助于实现双边互利，也为两国解决争执和摩擦提供了合作途径。此外，在全球经济结构和合作方面，世界其他国家也要仰仗中美的领袖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