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患尿毒症，因无力承担巨额治疗费用，陕西安塞县4个尿毒症家庭的成员铤而走险，购买假发票骗取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住院患者费用补助共计43万元。安塞县法院表示他们的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但考虑到他们并没有主观恶意，社会危害性不大，都予以从轻处罚。

　　站在法律法理角度，通过购买假发票骗保，当然构成诈骗罪。这正如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指出的，骗取社会保险金，应追究诈骗罪。但若站在人情伦理角度，这4个尿毒症家庭为了救治亲人，在不得已情况下才走上犯罪道路的人生困境，无疑又非常值得同情体谅。

　　这种背景下，安塞县法院一面以诈骗罪追究几名骗保农民的刑责，一面又强调“没有主观恶意，社会危害性不大”，“予以从轻处罚”，当然也是一个应予肯定的判决，在一定程度上兼顾了法律和人情的关系。

　　可尽管如此，进一步站在民生医疗保障角度，如果承认，围绕民生医保的上述法理情理原本就不该是相互矛盾对立、而是高度统一的，那么，面对这样一起法理与情理高度纠结对立的农民骗保悲剧，即便相关农民已被从轻从缓判决，显然仍无法从中感到任何真正的轻松释怀。因为在这里，真正的关键问题并不是对于这种不得已情况下的农民骗保行为，究竟应如何在事后量刑判决，而是如何在事前就有效避免这种不得已情况的发生?即如何通过不断完善现行医保尤其大病医保制度，强化其保障水平和能力，确保身患大病的农民根本不必无须“等钱救命”，乃至为此铤而走险?

　　伴随2012年国家6部门《关于开展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出台，我国城乡居民的大病医保保障水平，确实有了大幅提高、明显改善。依据《意见》，对于一些花费昂贵的大病，在基本医保报销的基础上，再给予二次报销，实际报销比例不低于50%。

　　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与现实的医保需求相比，目前大病医保的实际保障程度和水平，仍存在不小的差距。这集中体现在其一，医保政策范围内的报销比例，与真实医疗费开支上的实际报销比例，仍有明显差距，这正像原卫生部部长陈竺所说，“虽然目前中国基本医保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已达75%，但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0%左右，居民用药费用负担仍然较重。”其二，对于像农民这样收入水平有限的弱势群体，即便大病医保的实际报销比例能达到75%，面对那些动辄需要花费几十万、上百万的大病，剩下的自付部分，仍是他们难以承受的看病之重。更不用说，在现实生活中，一旦家庭成员患重病，除了医疗费，整个家庭还要产生如交通、住宿、误工等不菲花费。

　　如安塞农民曹某儿子患尿毒症，需100多万元的换肾手术及医疗费用，而依据当地政策——花费50万，能报销40万左右，后期维护保养医药费每年需10万左右，可报销6万左右，但肾源花费不在报销之列，这意味着，即使按政策足额报销，这个家庭至少也要自付数十万费用。而在目前农民年人均收入尚不足万元的情况下，面对这样的自付看病费用，不仅“因病致贫”无法避免，“铤而走险”式骗社保行为，恐怕也难以有效预防、彻底根治。关于这一点，无论是眼下安塞农民买假发票骗保，还是此前北京男子“刻章救妻”，无疑都已提供了鲜活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