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牌下课，初衷良善，既是为公车正名的第一步，也是顺应民意的一大步。但长远而言，这样的进步，只是程序正义的一小步。一句话，“O”牌下课，公车监督不能止步。

　　4月16日，贵州公安部门宣布，到4月30日，“贵O”专段号牌将全部停用;同日，武汉市公安局宣布沿用了18年的“鄂O”公安专段号牌，将被“鄂A”普通号牌取代。至此，据初步统计，全国22个省份已取消或宣布取消“O”牌，5个省份将“O”牌变为公安专用或转为普通民用号牌，尚未取消或变更的省份还有4个。

　　“O”牌下课，公车终于不再那么特殊。历史而言，“O”牌车最早只限公安车辆专用，由于其因履职需要而享有道路优先通行权等特殊权力，后逐渐被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和机关事业单位超范围使用。这些年来，“O”牌车特权与滥用现象备受社会诟病。正因如此，早在十年前，一些省份就开始取消这个号段车牌：譬如2003年，黑龙江省就最早取消了“O”牌;2004年，上海全面取消“沪O”车牌。

　　“O”牌下课，初衷良善，既是为公车正名的第一步，也是顺应民意的一大步。但长远而言，这样的进步，只是程序正义的一小步。道理并不复杂：一方面，“O”牌公务车本身不是洪水猛兽，公众并非是对公车挂什么号牌有忌讳，而是深恶痛绝于“O”牌公务车上的特权。马甲易换，特权难除。仅仅让公车号牌泯然于众，并不能消除公众对车轮上的滥权与腐败的忧虑。另一方面，眼下而言，在不少地方，车牌号基本还是公众区分公车与私车的关键，在公车监督并不那么给力的背景下，一下子让公车车牌有了“保护色”，那些循着号牌而发挥作用的监督举报线索，还能继续火眼金睛吗?

　　财政部数据显示，近年来公车消费一直是三公支出的重头戏。2012年，中央行政事业单位等用当年财政拨款开支的“三公经费”支出合计74.25亿元，其中车辆购置及运行费40.67亿元，占“三公经费”总数的近六成，是公务接待费的近三倍。可见，管控并监督好公车效能，不仅是个“权”的问题。实际上，从1994年至今，公车改革探索已走过近20个年头，但遗憾的是，它一直是行政体制改革中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形式上让公车车牌回归大众化，某种意义上说，可能反而加大了公共监督的难度。

　　这样的担心，未必是杞人之忧。在取消“O”牌车之后，一些地方已采取明确划分号段或“尾号识别”的做法，以区分相关部门和单位的车辆，给换牌后的公车留下潜规则里的“绿色通道”。于此而言，公车“O”牌下课的初衷要真正落到实处，还得在三个层面着力：一是取消“O”牌的同时，喷绘车身标识，不能让民众对公车与私车“傻傻分不清”;二是安装卫星定位系统和用车人身份识别设备，加强对车辆使用的监控，并将监控内容公之于众;三是将开车与用车人的权力真正关进“笼子”，从根本上严控公车出行。

　　一句话，“O”牌下课，公车监督不能止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