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13年，外部环境错综复杂，但我们新一届政府经受住了考验，交出了非常好的成绩单。展望2014年，我相信只要沿着深化改革的方向，既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又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那么，效率和质量提高、不留后遗症的7.5%左右的增长目标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林毅夫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林毅夫表示，在国际经济相对低迷的状况下，要实现今年的经济增长既定目标，必须要靠内需，内需当中又要以投资为主。为了促进地方政府的投资，需要标本兼治融资平台问题，长期看应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为了促进产业升级方面的投资，需要更好的金融支持以及更好的政府协调。
今年增长要靠内需
“2013年经济表现殊为不易。”林毅夫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2013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7%，通胀率控制在2.6%，城镇新增就业人数1300万，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这样一个成绩单是在重重困难下取得的，很不容易。
从外部环境来看，国际经济整体持续低迷。欧洲作为我国最大的出口市场，在2012年负增长0.6%，2013年负增长0.4%；美国作为我国第二大出口市场，2012年经济增长率为2.7%，2013年经济增长率是1.8%；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2年经济增长率是1.9%，2013年经济增长率是1.7%。出口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而三大市场的低迷给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以及整体经济增长造成了非常大的困难。同样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巴西和印度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2.2%和4.9%，远低于中国。
在上述外部压力下，2013年第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7%，并且在第二季度下降至7.5%，当时国际上唱衰中国的声音甚嚣尘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政府控制增量、挖掘存量，依靠调结构、促改革，使得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回升至7.8%，并在第四季度维持在7.7%，从而在全年取得了7.7%的增长率。正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所谈到的，“过去一年，困难比预料的多，结果比预想的好”。
展望2014年的经济形势，林毅夫认为，挑战和困难仍然非常多。发达国家虽然已经开始复苏，但复苏的基础还很脆弱。根据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的预测，美国2014年的经济增长率有望从2013年的1.8%回升至2.8%。这看似不错，但实际上过去每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经济增长率都曾反弹到7%-8%。这次金融危机已过去五年，美国还未出现以往那样的增长。表面看来，美国的失业率已经降低到6.7%，跟2008年的水平大致相当。但是，在美国的失业统计口径中，已经失去工作并且有一个月的时间不去积极找工作的劳动力被认为是退出了劳动力市场，因而不被统计为失业人口。更准确的反映美国就业状况的统计指标应该是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如果把适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降低的那一部分也算成失业率的话，那么美国失业率仍然超过10%。欧洲的失业问题更加严重，希腊、西班牙等国的失业率仍然高达26%，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甚至超过50%。日本的经济增速按照世界银行的预测将再度出现下滑，经济增长率可能只有1.4%。
我国在2014年的出口增长仍然承受巨大的压力。林毅夫说，去年的出口增长目标是8%，今年政府调整为7.5%。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每年的出口增长率平均超过16%。2014年即使达到预定目标，也不过就是过去平均水平的一半，更何况这样的出口增长目标还需要非常大的努力才可能实现。在国际经济相对低迷的状况下，我国提出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是7.5%左右，就只能靠内需。
7.5%有必要也有可能
谈到今年的政府目标，林毅夫认为，7.5%的增长目标既有必要也有可能。
在他看来，必要性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新增就业问题。我国每年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需求还在增加，今年要达到1000万的城镇新增就业，必须有一定的增长率才能够实现。二是产能过剩问题。经济增长一旦大幅放缓，产能过剩问题将更加严重。产能过剩越严重，就越难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从而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陷入恶性循环。三是债务风险问题。如果经济增长大幅放缓，现有项目的使用率就会降低，从而使得回报率降低，债务风险升高。四是政府财政问题。如果经济增长率过低，政府的财政状况将会捉襟见肘。
林毅夫说，我国完全有可能实现上述经济增长目标，而且可以实现质量跟效益共同提高，不留后遗症。如何做到这一点？依靠内需是国内外学者达成的共识，没有达成共识的是应该以投资为主还是以消费为主。
在目前外部经济低迷的状况下，如果以国内消费为主，要想实现质量和效益提高，不留后遗症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保证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如果没有这个前提，那么消费的增长将带来债务的增加，债务累积到一定程度将会带来危机。对家庭来讲是这样，对国家来讲也是这样。要想实现家庭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则是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这些都需要通过投资来实现。
我国由外需拉动的经济增长转向内需拉动的经济增长，仍然必须以投资为主。投资将在短期增加需求和就业，从而增加经济增长率；投资只要做得好，将在长期提高劳动生产率，使我们未来的收入持续增长，从而支撑消费和进一步的投资，使我们得到可持续并且没有后遗症的增长。
“接下来的两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好的投资机会呢？有没有足够的投资资源呢？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林毅夫说，我国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产业升级空间非常大，将带来大量的投资机会；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完善，如地下铁路、各种管网建设，需要大量投资的支持；民生工程、安居工程、环境治理工程等，也具有很高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我国的投资资源也很丰富。去年我国中央跟地方的负债总和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4%，这样的水平在国际上是非常低的。我国的民间储蓄率接近50%，再加上有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如果把这些资源投资好，我们就可以取得一个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不留后遗症的经济增长。
产业升级需要金融支持
林毅夫说，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环境保护的投资更多的是依靠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在做这些投资的时候却不能发行地方债，导致各地纷纷设立融资平台。问题在于，地方政府的投资绝大多数是长期的投资，而融资平台的借债都是短期债务，因此出现了期限错配的问题。
过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向银行贷款，现在银行出于风险考虑减少了对地方融资平台的贷款，结果很多地方融资平台开始求助于影子银行。影子银行融资的利率高于银行贷款，并且可监管的程度低于银行贷款，这实际上加重了地方政府的负担，而且会带来更多的金融风险。政府所做的基础设施工程、民生工程、环境保护工程具有很高的社会回报率，经济回报率根据一些研究则大概在3%左右，而影子银行的贷款利率往往高达7%-8%。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长期来讲，应该修改法律，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地方债。短期来看，在实现地方政府直接发债之前，一方面应该像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那样，由中央政府代替地方政府发债，今年的总体规模达到4000亿，必要的时候可以考虑增加到10000亿或更多；另一方面，与其让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向处于监管体系之外的影子银行贷款，还不如让他们回归到向银行贷款，因为银行贷款比较容易监管，而且利率水平比较低一点。
产业升级也将带来大量投资机会。但要做好产业升级，需要具备以下两个方面的条件。首先，产业升级需要更好的金融支持。十八届三中全会把金融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要让利率由市场来决定，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这个改革方向是正确的，但必须要有配套措施，否则改革的结果可能跟预期的目标相去甚远。目前进展较快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其目标是让资金流向效益更高、经营更好的企业。但是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中，地方政府从向银行贷款转为向影子银行贷款。由于地方政府预算软约束，对高利率并不敏感，更多的资金其实是从企业流向了地方融资平台，出现了逆向选择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的最好方式仍然是允许地方政府发债。地方政府债的风险较公司债低，利率也较公司债低，这样可以把地方政府债的市场和公司债的市场区隔开来，投资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投资回报预期选择地方政府债或公司债，而不是像当前这样，地方投资平台的债在风险和利率上都比公司债占优而挤压了公司债。
同时，除推动利率市场化外，还应该完善金融结构，发展能比较好地为广大的农户和微型小型中型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地区性中小银行，取消当前成立地区中小银行必须有现有的商业银行作为战略投资者的不合理规定，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让合格的民间资本都能设立地区性中小银行。
其次，产业升级还需要政府的协调和支持。一方面，产业升级需要寻找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一过程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对于第一个投资于新产业的企业来说，若失败必须承担失败的所有损失，而一旦成功，其他企业会迅速跟进，使得第一个企业很难维持超额利润。所以，聪明的企业家往往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没有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也就不会有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产业升级所需要的很多因素不是企业自己能够控制的。例如，新的产业往往需要形成产业集群才能解决物流的问题，而产业集群的形成需要大量企业同时进驻，其中存在协调问题。此外，新的产业需要新的职业技术人员和新的基础设施，其背后的培训和投资往往需要政府来提供。因此，在产业升级上，如总理在工作报告中所说的既要放开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用好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如何发挥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的作用，我在新结构经济学中有许多阐述可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