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价格改革推进到当前一步，很多领域要付的成本就是用钱来‘买’机制。”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荣誉理事长张卓元在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现在经济改革的重点是政府改革，而稳中求进的关键点则是稳增长、稳物价。此外，当前的经济下行可谓是2004-2007年经济过热和2009年刺激过度的一种自发式平衡，结合改革的大背景和“稳中求进”总体精神，经济增长的容忍度设为7%左右并无问题。

　　稳物价是关键 经济增速7%左右无碍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一季度的经济下行压力，接下来是否可以考虑出台稳增长措施?

　　张卓元：当前出现的经济下行是预期中的。我们知道，2004-2007年经济一直过热，2009年又刺激过度，然而在经济大起之后一直没有大落来平衡，最多只是增速稍微放缓，这纠正不了原有的问题。导致的结果是，“中病”没有治好，一下转为慢性病。

　　因此，从纠正过去问题的角度看，经济下行是必然，将经济增长的容忍度设为7%左右并无问题。如果此时采取某些保增长措施，一定要避免重走老路，不能采取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必须避免大量注水扩大投资等。

　　但据我了解，现在有的地方仍在不断批项目，增加投资，然后以银行信贷来支撑，这无非是把矛盾后移，令人担心。

　　中国证券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已提了多年，难点在哪?

　　张卓元：转方式“转而不变”困局的主因在于体制和机制。我们知道，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就是实现由主要依靠资金和自然资源支撑的经济增长，向主要依靠人力资本投入、劳动力素质提高和技术进步支撑的经济增长转变，实现由资源—产品—废弃物流程向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循环型经济转变。这么好的理念为何难以推进?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财税、价格等体制，刺激各地热衷于工业立市和外延式经济扩张。具体表现在于，一是政府用行政权力廉价获得农民土地;二是水资源浪费严重;三是能源价格低廉;四是矿产品价格低廉。正是这种资源价格低、环境约束差的格局，使得各地政府没有动力也没有压力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证券报：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经济增长的定调让我们似曾相识。1987年你就提出“稳中求进”的改革和发展思路，然而此一时彼一时，如何理解二者的异同?

　　张卓元：“稳中求进”的含义更宽了，过去指的是改革发展，现在则包括了整个社会发展的含义。这很好理解，只有社会稳定了，才能做其他事情。经济要稳中求进，社会更要稳中求进。也可以这么说，经济稳中求进是社会稳中求进的基础，社会稳中求进则是经济稳中求进的前提，经济稳中求进的关键点则是稳物价。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价格改革与通胀间的关系?如今的影子银行和热钱等，在以往要么不存在，要么影响甚微，和以往比，我们管理通胀的思路应有何转变?

　　张卓元：相对于低生活水平来说，要理顺价格，必然会抬升价格。因此，价格改革带来的涨价对通胀会有影响，但政府可以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发放补贴的方式减少影响。

　　价格改革与通胀之间存在着一定的互动关系。根据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的估算，若物价上涨超过两位数，其主要是受货币发行因素影响;若物价上涨在百分之五六以下，则更可能受理顺价格关系的因素影响，且这一影响对物价上涨的贡献大概在3%左右。当然，现在情况较之以往有了很多变化，有兴趣者不妨去做一下类似的研究。

　　管理通胀的新思路事实上已经体现，那就是调控决策部门不能光看金融业表内业务，也要看表外业务。可能更能说明情况的指标是社会融资总量，而非新增贷款额。

　　中国证券报：以前你曾主张6%左右通胀率和9%左右的经济增长率是一个较好的结合点，现在呢?

　　张卓元：那已是十几年前的事情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环境已发生数个方面变化：一是中国经济整体块头大了，批一两个项目对经济拉动根本不起效果，过去改革的红利、人口的红利很多，而且过去可以低成本扩张、环境污染，现在都不现实了;二是过去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和能源价格都很低，商品出口很大程度是低价倾销的结果，现在也都不可能了。

　　现在来看，3%左右的物价上涨率、7%左右的经济增速可以接受，也有望维持一段时间，因为现在我们还处于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当然，未来随着经济发展体量的增大，经济增速难免下滑，此时3%的通胀率就稍显偏高了。

　　资源品价改是突破口 应更加注重节约导向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价格改革的现实意义，其突破口在哪里?

　　张卓元：必须看到，我国已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商品和服务价格绝大部分已经放开由市场调节。与此同时，一些生产要素和重要商品特别是资源性商品的价格仍受政府管制，而且长期以来价格偏低。水价低、能源价格低、资金价格低、污染环境不付费等，实际上鼓励粗放扩张，使经济增长付出的资源环境代价过大。要完善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损害成本的生产要素和资源价格形成机制。这也说明，深化价格改革，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今仍具有重大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在实践中，深化价格改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以往看，虽然从理论上原则上认识到理顺价格关系最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但一碰到一些具体困难，或牵涉到局部利益受损时，又常常把理顺价格关系放在一边，满足于保障眼前的短期效益。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2005年、2006年CPI较低时没有及时调整那些严重偏低的资源产品价格，丧失了难得的机遇。事实上，这只是把矛盾往后移甚至积重难返。

　　目前，从价格改革的几大领域看，要素价格改革正在推进，比如利率市场化，又比如95%的商品价格和劳务价格都已放开，这些领域的改革基本顺利，因此，价格改革的突破口就在于资源品价格改革，这甚至比要素价格改革还迫切、还重要。

　　中国证券报：说到能源，你对天然气价格改革的方案是否满意?

　　张卓元：节约能源，价格杠杆是最有效的办法。根据世行专家量化估算，价格因素对能源节约的贡献度可以达到55%。包括水、电、气在内的一些群众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资源品价格，利用价格杠杆达到节约资源的效果最好，但在使用价格工具时要慎重。

　　用阶梯计价的办法保基本，必须拿捏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和体现资源稀缺性之间的一个“度”。例如，将水价提高至六到七元每吨，然后给困难群众发放专项补贴，这个办法可能比较有效，但会增加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但从节约资源角度来说，是比较有效的方法。我认为，价格政策应根据国情而更多地倾向鼓励节约，这也有望成为改革的方向。

　　对于天然气，一个基本现实是我国的消费约30%靠进口，且进口依存度还将逐渐提高。目前进口天然气价格大概是3.5元/立方米，根据阶梯气价计价，第一档是2.28元/立方，第二档是1.2倍，第三档是1.5倍，第三档才接近进口价格。应当说，这个档次拉得并不够，这对节约能源不利。我认为，第二、三档差距可以再大些，第三档完全是高消费，可以超过3.5元/立方米，以后应该这么改。

　　中国证券报：价格改革逐步推进，难以绕开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的接轨，如何规避由此带来的风险?

　　张卓元：价格是否与国际市场挂钩要根据依存度来决定。依存度高的，不挂钩也不行;依存度低的，视情况而定。战略性物资和牵连到农民利益的农产品要慎重。比如原油、大豆对外依存度高需要与国际市场挂钩，汽油价格也需要根据一定的机制动态调整。主粮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就不能和国外挂钩，要实行重点保护价。日本就采取了这样的价格保护，自己国内的农产品价格比国际市场高很多。

　　规避价格的非理性波动风险，建设期货市场、让其更好的发挥功能可谓重要一翼。期货市场是价格改革的产物，从国内外经验看，其在挂钩国际市场价格的同时还能帮助本国市场规避风险。中国期货市场正在朝国际化方向迈进，未来有望引入更多的境内外资金参与定价博弈，这有利于发现价格，更好的发挥各种功能。

　　中国证券报：如何理解价格改革的成本和收益?

　　张卓元：做任何事情都会涉及到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中国的价格改革推进到当前一步，成本就体现在用钱来“买”机制。比如说，价格机制改革后，副食品价格的补贴需要花钱，这是改革的成本;实施阶梯水价、电价、气价，政府要为此增加补贴，这也是成本。另外，价格要体现资源的稀缺性，部分群众的生活消费也可能有所增加，这同样是成本。着眼长远，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拘泥于这些必须付出的、也是可以承受的代价，只要我们目标中的价格机制得以建立，将来的收益更大。

　　培植地方税体系 加快政府改革

　　中国证券报：市场经济讲究法治和市场主体间的平等协商，然而在我国社会组织培育却是个难题。在这种真正的谈判主体缺失情况下，简政放权能否收到效果，市场秩序会不会反而受损?

　　张卓元：我们要有三十多年前推进改革开放的那种勇气和决心，决不能怕市场乱就不放权，只要方向对，就要去做。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一切向钱看”有其原因，关键在于如何引导和监管。简政放权的真正含义并非放任不管，而是政府作为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主体归位尽责。这种归位尽责，当然也包含着减少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扰。不减少审批，官僚体制对经济活力的危害压抑太厉害了，而且还反过来强化官僚体制。

　　中国证券报：那你觉得政府改革应怎么改?

　　张卓元：深化政府改革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为此，首先中央政府要做好、做实简政放权的改革措施，尽量减少对具体经济活动的干预，减少过多的审批环节。从目前看，政府参与资源配置的方式和途径有多种，一是低价向农民征地、违法占地和随意批租土地;二是审批项目中，通过包括越权化整为零违反环境保护等规定促成大项目上马;三是通过行政垄断来限制竞争，甚至封锁市场，强迫使用或消费本地生产的产品;四是通过信贷干预，迫使当地银行等金融机构为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提供贷款和信贷优惠;五是对生产要素和重要资源产品进行价格管制，压低价格，使市场信号严重失真;六是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包括干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上述种种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其次是地方政府亟须改变公司化的现状，这也是当前的难点，甚至还没破题。

　　地方政府公司化，其结果是一天到晚为招商引资和GDP忙活。有人认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是发展的动力，这并不全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去掉地方政府头上的“紧箍咒”，真正做到不以GDP论英雄。与此同时，建立事权和财权匹配的公共财政体制。具体而言，一是形成包括个税、消费税和房产税等在内的合理的地方税体系，创造条件使消费税成为价外税，也要尽量不增加负担。二是扩大一般性转移支付的覆盖面，减少专项转移的规模和金额，这有助于减少“跑部钱进”的现象。转移支付可以按照规范的基数来计算，由地方支配，大大减少专项带帽的机会。通过这些改革，地方收入提高之后，地方政府会想方设法把地方发展的更加宜居，吸引更多人过来生活定居，进而增加消费，增加收入。

　　中国证券报：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价格改革立于潮头，但如今我国已经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还可以称其为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吗?

　　张卓元：价格改革和企业改革作为经济改革的两条主线，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现在经济改革的重点已经不是市场改革，而是政府改革。实际上，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说明改革已经到了政府身上。以前政府对于资源的配置干预过多，对微观经济运行的干预过多，必须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把政府从管经济为主转变到抓民生、管社会、保护环境和服务经济为主。

　　国企员工持股并非MBO混合所有制需做好资产评估

　　中国证券报：1988年你就明确提出，国有制要通过股份制形式实现同市场经济的结合。如今许多国企都已实现股份制改造甚至上市，你认为公有制适应市场经济还需要做出哪些努力?

　　张卓元：应当说，从放权让利的国有企业改革到推行股份制和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到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中国已经找到了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形式和途径。

　　公有制适应市场经济，其方向是发展混合所有制。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中国证券报：如何看待员工持股?十几年前的MBO曾经引发争议，很多人担心在新一轮改革中出现国资流失一幕。

　　张卓元：国企搞混合所有制，可以推行员工持股这种做法，这和经营者控股不完全一样。事实证明，员工持股对于调动员工积极性有很大好处。当然，出于各种考虑，可以作出一些规定，比如，员工持股比例不能占100%等等。我认为，如果员工持股占到百分之十或者多一点，就能起到激发积极性的效果。

　　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中，有很多办法可以防范国有资产流失，关键一着是做好资产评估和估价。可以请多家机构尤其是一些声誉好、权威尽责的专业机构对其进行评估。只要抓好资产评估这一环节，避免权钱交易、内幕交易，就能防范国有资产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