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经济圈规划尚未落地，相关区域房价已呈上升势头，引来产业空心化等担忧。

　　固安、保定房价上涨不足担忧。这相当于股市题材短炒，有了首都经济圈、第二机场、副中心等概念，房价短期蹿升。从长期来看，随着首都经济的成型，以中心城市的核心为圆点，房价呈水波纹向外扩散。东京也好，首尔也好，莫不如此。

　　真正要担心的是重走珠三角等城市老路，利用身份不平等，形成级差地租，把本地居民培养成不思进取的食租群体。

　　珠三角成功地使自己在WTO时代嵌入全球经济链中，分享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财富。自发的城市化没有伴随该有的制度变革，带来的后遗症严重，当地居民、村集体建造厂房、宿舍，轻易获得不菲租金，如果被征地，他们将获得一笔高昂的征地补偿。在租金利益之船上，在当地打工的人除了工资没有分毫所得，从港台来的企业家或者大量圈占便宜的工业用地，试图从实业家转变成食利群体，或者暂时支付租金对当地没有依恋，一旦市场发生变化，立马寻找更低廉的生产基地。成为食利群体的多数人，丧失了斗志，丧失了市场嗅觉，视租金为理所当然。

　　一个社会没有理所当然的天然食利群体，食利群体的出现必然阻挠城市群的发展。珠三角等城市群正饱尝类似痛苦，当贸易红利逐渐消失，产业结构开始腾笼换鸟，才发现既无专业的产业工人，又缺少百折不挠的企业家，也没有正确的制度来激励市场的发展。

　　对保定来说，如果幸运降临到头上，在话题提出20年后真的成为承接北京市部分央企、部分产业的中心，可以想象，当地就像突然发了一笔横财——有消费能力的群体进入城市，顺利融入北京产业集群，北京的某些资源可以“与有荣焉”——还有比天上掉馅饼更幸福的事吗?

　　在一定程度上，保定、廊坊等地可以像当初的珠三角各城镇一样，成为食利城市，拥有当地户籍的人顺利晋升为食利群体。“北漂”无法在北京市内存身，源源不断地进入外围城市居住，制造产业链在香河等地铺开，当地居民借机建造城中村、建造仓储厂房宿舍，等着租客上门。当地人跷着腿，打着小麻将，等着悲催的外地打工者进入罗网。

　　时势不同，食利型的城市、食利型的生财之道绝不应、也不会再现于当下。

　　WTO时代中国贸易拍马当先拉动当地GDP的经济结构已经不复存在，大量资金、企业进入固安等地重建制造产业链，还不如在中西部城市、甚至在东南亚寻找更便宜的安身立命之所。北京周边需要创新经济、绿色循环经济，固安等地除了离北京近一些，在市场制度变革、人才储备等方面乏善可陈。而现在资金与企业看中的就是成本，制度与人力环境，就目前的软硬件来看，进入廊坊或者固安，与进入成都、武汉等城市没有太大区别。

　　城市群内部面临严峻的制度挑战，其中京津冀面临的挑战最大。中国沿海三大城市群，珠三角星罗密布的小城市更接地气，具有草根市场属性，城镇之间的经济差距相对较小，不存在区内大城市黑洞般的绝对吸引力;其次是靠大资金、大物流支撑的长三角城市群，群内有数个500万人口以上的大型城市，遍布苏南浙南等地，无锡、苏州、杭州、南京等城市之间，区别不会太大。只有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差距最大，汪洋大海的小农经济围绕着两座惊人的特大型城市北京与天津，这两座城市尤其是北京，对周边地区而言具有魔术般的吸引力。这既是优势也是劣势，优势在于保定等城市的洼地效应，很容易吸引产业资金进入，劣势在于由于区间城市差距过大，导致区内要素流通不畅，企业与投资者不会听从号召主动从北京迁居河北，至今区内的差距没有明显缩小。

　　缺乏市场属性、缺乏有效沟通的城市群，只能是上下关系或者主仆关系，每个城市盼着新机场离家门口近一些，轻轨从北京出发有个站可以停留在家门口，这个产业归我，那个产业归你。这就像吃大户家的肉，没有人知道，该把北京的哪部分央企总部分出去，又该分到哪座城市。

　　京津冀各城市间的户籍、福利藩篱拆除后，市场会做出自己的选择。一些早有艺术家落户的小城市更适合成为艺术中心，有大产业的地区必有畅通的轨道、公路、水路交通，有聚集在一起的物流公司与金融机构，河北的重化工业在严厉的环保压力下，会催生出环保产业。

　　食利的城市化，食利的居民，使城市封闭、小气到可笑的地步，如杭州将萧山、余杭两个县并入市区后，仍然在招工等方面写着“萧山、余杭除外”，只有坚决地拆除城市的隐性围城，让城市成为人流物流自由之地，城市才能回归正常的商业经济属性，才能摆脱食利道路，走向权责利相称的健康轨道。

　　至于房价涨跌，不必挂心，只要央行掌握稳健的货币政策，只要税费合理，只要去除食利群体，价格就是市场的事，市场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