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全球化合作论坛副秘书长张其佐4月8日在博鳌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警告说，新兴经济体应警惕美国QE退出和“美元陷阱”。
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当前国际经济形势已出现分化，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复苏势头有所增强，而部分新兴经济体增速在持续放缓，巴西等国甚至出现了经济衰退的迹象，资本外逃和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的风险上升。量化宽松的退出已成为新兴市场最大的外部冲击因素，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以下是张其佐的主要观点：
一、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和资本外逃及金融市场大幅动荡的原因，是由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和自身经济结构失衡内外矛盾叠加造成的。
1、从外部来看，美联储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是直接原因。
一是从长期看，2007年爆发的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后来爆发至今的欧债危机，致使全球市场需求严重不足，是导致当前新兴经济体增长放缓的源头，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应负主要责任。
二是从近期看，主要受美联储之前的三次量化宽松催生了部分新生市场国家的泡沫，市场透支自身发展潜能，导致了股市、债市和汇市剧烈波动。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的预期加重了这种趋势。
2、从内部看，新兴经济体近年来增长主要依赖大规模信贷投放、对外贸易和投资，经济结构失衡需要调整。
二、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整体上不至于走向严重金融危机，但不排除个别国家出现局部危机。
这次美国量化宽松的退出，会继续通过跨境资本流动、汇率波动、股票价格、大宗商品价格变化和信贷供给等渠道对其它国家产生显著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基本面较为脆弱、前期资本流入规模较大的部分新兴市场体其风险更大。需要注意的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下的美国货币政策的退出是以美国利益为优先的，历史上美元每次升值和加息都对新兴市场带来危机和风险，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财富将不可避免地遭遇“美元陷阱”。
由于这次美联储量化宽松的退出的进度和金融风险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隐蔽性、传染性和突发性等特点。所以，要吸取拉美债务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巴西和阿根廷金融危机等的历史教训，高度警惕美元过快升值和加息，本币过快贬值，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如果一些国家对美联储的行动政策调整过慢或应对失当，就有可能为此付出惨重代价。一旦某些国家陷入危机，其他经济体要警惕其传染效应，防止本国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当然，如果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进退不考虑其他国家的关切，假如新兴国家的金融风险以更激进的方式释放，其风险也会波及到美国乃至全球经济。
三、欧日将保持并可能推出新的量宽政策，会降低美国量宽退出对新兴体的不利影响。
总体来看，欧元区和日本会继续其超宽松货币政策，这也会降低QE退出对全球流动性的影响。在未来一年中，欧元区和日本保持既有宽松货币政策应是大概率事件。尽管欧元和日元的国际地位不及美元，但依托庞大的经济总量，其货币政策仍可以对全球货币体系产生相当的影响。事实上，日元从上世纪以来就是重要的套息货币。并曾是东南亚金融危机背后的重要推手。即使QE退出会减少国际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欧元区和日本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仍可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新的流动性来源。对许多新兴市场来说，这不失为一种可能的风险缓冲。
四、中国有能力承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退出不利的影响，不会成为新的经济危机的引爆点。
美国量宽政策导致美元成为全球主要套利交易货币，一旦美联储退出量宽，将会降低美国国内货币供给，提升美国债务收益率，引发美元升值进而提高美元资产的吸引力，国际资本会重新流入美国，大宗商品价格和新兴市场资产价格将出现回落，中国等新兴市场体也面临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的挑战。总体上看，美国量宽退出对中国的影响不是特别大,即使部分国家出现危机，稳健的基本面有能力承受,但挑战也不容忽视。
1、美国退出量宽对中国的影响既有利又不利，会加大宏观调控的难度。
有利的影响包括：大宗商品价格走低、输入性通胀压力减轻和中国美元资产储备的真实价值增加。不利的影响包括：短期资本流动加剧、人民币汇率调整压力增大和国际政策协调难度上升。
2、中国有能力承受美国量宽政策退出的影响。
一是影响不是特别大，对中国跨境资金流动没有造成根本性的影响。今年1-2月贸易顺差达88.9亿美元，去年底经常项目顺差与GDP之比仍保持在2.1%的水平，1-3月人民币汇率虽然对美元贬值幅度达2.64%，但大体上处于均衡水平，从中国汇改以来至今人民币汇率总体上升值幅度大大于高于贬值幅度，长期来看人民币不会跌入贬值周期。
二是中国稳健的经济基本面有能力承受美国量宽退出的不利影响。中国稳健的经济基本面包括：正在深化全面改革将释放巨大的红利，财政金融状况比较稳健，外汇储备高达3.8万亿美元，综合国力和竞争力显著增强，正处在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尤其是中国经济保持了长达30年以上的高速增长，近期增速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可通过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来保持经济在“合理的上限和下限区间”稳健运行，今年增速仍可保持7.5%左右，这在全球已属最高增速。从发展势头来看，中国有充分的条件实现“十二五”时期年均增长7%的预期目标，中国仍将是全球经济最重要的引擎。
三是要主动应对趋利避害。其一，坚持和守住稳增长的区间目标的改革导向。当增长压力过大时，适时推出稳增长的新举措。其二，保持稳健灵活的货币政策，加强流动性管理。其三，防止国际资本大规模出逃带来的金融风险。增强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稳定，推进扩大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区间，避免汇率大起大落。其四，适度调整储备资产的货币结构和资产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