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家级新型城镇化规划已经出台，新一轮城镇发展浪潮将会渐次展开。如果要说新型城镇化规划有什么缺陷，在我们看来，最明显的问题就是对乡村发展的着墨不够。

　　有人会问：这是城镇化的规划，重点当然应该是城镇，为什么要重视乡村发展?城镇化规划的重点的确是城镇，但是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高度关注乡村发展的阶段，如果不能发展建设好乡村，中国的城镇化就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

　　根据安邦城市研究团队的研究，城镇化率50%是城市发展问题的一道风险警戒线，它包括两个问题：一是城市化速度，二是城市化率。在警戒线上，往往会出现很多新的发展问题和社会风险，诸如城市贫民、社会动荡、人口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带来严重的城市病等等。拉丁美洲地区的城市化进程就提供了很好的例子，2010年拉美的城市化率仅次于北美，高于欧洲。欧洲城市人口比重从40%提高到60%经过了50年，而拉美国家仅用了25年。中国的速度可能更快，中国在2003年达到城市化率40%，如果在2020年如约达到60%的城市化率，只用了18年时间。

　　要强调的是，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对于农村发展是相当忽略的。虽然中央一号文件年年都在谈农村问题，但农村发展问题始终未能真正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农村经济发展、农村人口变迁、农村公共服务……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很大落差。坦率来看，对农村的忽略使得中国的城乡差别继续扩大，成为一道鸿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发达工业化国家的政府一贯坚持承担着乡村发展和建设的职责，其目的是保障农业生产者的基本收入、粮食安全、减少乡村资源和乡村人力资源向中心城市集中。这是工业化国家在城市化率超过50%后(“后50%”)时期的基本政策倾向，政策核心是，无论工业和服务业如何发达，保持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农业部门对城镇经济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人口城镇化率从50%向70%发展期间，欧洲共同农业政策的核心是直接支持农业生产，而不是直接推进乡村各项事业的发展。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欧洲意识到，这种以农业为核心的乡村发展政策导向有失偏颇，特别是因为农业生产的“化学化”造成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农业生产的“现代化”并没有提高农业工人的相对收入。1988年欧盟开始举办“乡村社会的未来”论坛，在包括意大利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国家试行欧盟的“地中海综合项目”，该项目试图以综合的和区域的方式来解决乡村问题，以保护环境和维持生态平衡为目标来发展后现代农业，改变乡村单一提供农产品的传统结构，向多功能的乡村转变，实行土地整理和村庄更新。所有这些目标的实现都是建立在把城镇和乡村统筹考虑的基础上。“麦克·沙利(Mac Sharry)改革”和1996年《库克宣言》都对战后40年的乡村发展政策进行了反思，确立了欧盟乡村发展战略的根本转变。

　　欧盟所经历的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尤其是在统筹城乡发展的理念上，应该成为中国未来制定政策、确定发展模式的重要基础。在我们看来，在中国经历了快速城市化之后，在新型城镇化阶段将重点之一放在发展乡村，这既是对过去长期忽视发展农村的弥补，也是现阶段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需要。发展中国的乡村，推动就地城镇化，可以有效减小中国未来城镇化的压力。我们甚至认为，中国应该暂缓提高城镇化率的步伐，一方面消化过去快速城镇化过程中积累的问题，另一方面对乡村建设投入更多的资源。

　　总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政策重点在城市群，但也应该放在广大的乡村。只有当中国的乡村综合发展起来之后，中国的城镇化基础才会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