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以“深化改革.推进新型城镇化”为主题的“发展中国论坛2014年年会”在京召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原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等权威专家就新型城镇化重点和难点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
迟福林：人口城镇化将释放巨大内需潜力
迟福林说，中国的发展优势已经从原来传统的投资出口拉动型转向内需拉动型、消费驱动型的增长。在这样的背景下，内需成为中国未来5-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他举例说，到2020年中国居民消费总规模有可能从目前不到25万亿元提高到50万亿元左右，投资需求达到50万亿元。也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有将近百万亿元的内需，这是人口城镇化所引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
“我的建议是推进规模城镇化向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以人口城镇化为主要载体、以政策和体制创新为重点，有效释放城镇化的内需潜力，争取到2020年基本形成人口城镇化的新格局，人口城镇化率至少达到50%左右。”迟福林说。
为什么这么强调人口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的转型与改革将带来什么？
迟福林认为，第一，以人口城镇化拉动13亿人口的消费需求。因为人口城镇化不仅使农民工有序进入城市，而且在人口城镇化过程中使进入城镇的人口或者在农村生活的居民一部分能够进入到中产阶层，“2020年，中国中产阶级大概规模达到6个亿，这对于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是最重要的条件。”
第二，在这种背景下人口城镇化推进投资转型。一个地方教育搞得很好，人口城镇化从人的需求出发，毫无疑问将对城市需求结构，尤其是由需求结构带来投资结构的转型是最基础的，当前的投资结构远不适应人口城镇化转型的需求。
第三，人口城镇化促进服务业发展。我国的城镇化基于工业化，现在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城镇化应该是基于服务业或者是基于人消费需求的城镇化，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就需要有好的消费关系、发展环境，需要教育、医疗、市场、贸易。从人口城镇化最基本需求来看，毫无疑问是对服务业发展的需求。
“为什么中小城镇留不下人，为什么欧盟的中小城镇就能够适应人的居住和生活？很大程度上我们注重了工业化、工业主导拉动的城镇化，而忽略了人口聚集到一定程度对服务业发展的需求。”
第四，人口城镇化重在农民工市民化。“前两年有人问我，农民工能成为历史吗？我说农民工不成为历史，我们还叫什么现代化？”，迟福林认为，中国还保留农民工就不是纯粹的人口城镇化。不仅影响了这一代，还影响了下一代，农民工子女表面是教育问题，实际是社会的鸿沟。到了2020年农民工成为历史应该是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第五，创造条件让传统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退出历史舞台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创新流动管理制度。在城里工作，但是身份仍然是农民工，这种制度的歧视需要结束，而今后应该是哪个城里适合我就在哪里，不适合就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形成了一部分流动人口。农民工成为历史以后，流动人口的管理是城市管理最大的问题。在这个背景下需要研究创新流动人口的管理。
陈文玲：推进城市转型要解决四方面问题
陈文玲认为，在推进城市转型的过程中要解决四个方面的重大问题：
第一要解决人的城市化的问题。未来要解决三个“一亿人”的问题，一个是要解决一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再一个是要解决一亿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问题。第三是解决中西部一亿人城镇化的问题，这三个一亿本质就是要解决人的城市化。“城市化速度2013年是52.7%，如果没有解决实质上变成城市人口的问题，这个比重还是应该在30%多，所以解决城市化刻不容缓。”
第二要解决城市的功能问题。陈文玲认为，现在城市存在四重四轻，即重地上轻地下，重规模轻质量，重固体的东西轻有灵魂的东西，“比如建高楼，上海的高楼是世界之最了，这么多高楼整个城市的历史文化都没有表现，不仅是千城一面，而且城市的色彩也不和谐，第四是重姿态轻生态，姿态好像是向城镇化迈进了，但是生态退步了。
第三要解决城市“通”的问题。现在城市是不通的，除了车堵以外人也堵，资源也堵。水没有形成循环系统，没有上水下水中水，也没有打开就能够饮用的纯净水，像这些大城市基本的保障是没有的。
另外，人力资本的流通在管理也亟待改革，比如，在香港可以很自由往返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但是，北京对人的管制非常严重。人力资本的流动是可以产生创造力的，不通就要找通的地方，这是城市管理上非常大的问题。
还有货物通的问题，现在的城市没有像跨国公司这样大型国际化的市场内生体系，保证货物可以顺利地流通。
还有资源通，城市资源的处理和循环系统也是不通的。“比如垃圾，现在垃圾分类管理分的可回收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而许多人都分不清哪个是可回收，哪个是不可回收，但是日本对居民的垃圾是立法的，垃圾口袋是分颜色的，垃圾工拉走以后直接进行处理。作为城市。这些方面全都是堵的，全是不通的，所以怎么能够让人很舒服的在城市呢？
第四要解决城市管理现代化问题。“我们城市管理从城市的规划，到规划的实施，到城市功能的分布，到城市这些人的管理，都没有真正的实现城市管理现代化，我们离智慧城市、和谐城市、服务型城市差距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