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35年波澜壮阔的极不平凡的改革开放历程，我国经济获得了年均9%-10%的快速增长，至2013年，我国GDP总量达到56.88万亿元，人均GDP达到约680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划分标准，已经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实现了历史性跨越和突破。
但是，展望自2014年至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新35年，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已呈现出原有增长动力显著减弱的态势，如若应对不力在相当程度上将面临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当前，亟需通过积极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精神，加快架设改革创新之桥，才能实现我国现代化征程中新的历史性跨越。
我国经济增长的原有动力已大大减弱
农业体制已难以适应现代农业的发展要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顺应了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的小农经济发展规律，极大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效率大幅提高。但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局限性开始显现。
向市场化转型尚不彻底，亟须更好界定政府作用。党的十四大提出“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明确了我国改革的方向是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这一系列改革的成果是，通过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国有企业改革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通过建立和完善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的中观运行机制，使资源配置方式转到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来；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宏观调控体系，形成了市场经济的宏观管理架构。这一时期，政府在资源紧缺的环境下达到了集中力气办大事的效果，对经济发挥了较强的拉动作用，但也抑制了市场竞争，压抑了市场主体的投资积极性，降低了要素配置效率。
加入WTO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和出口，但对促进国内服务业发展作用有限。2001年加入WTO并参与全球资源再配置，延续和放大了我国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红利。市场化水平的提高与市场空间的放大双重因素叠加，使得我国在工业制成品领域大规模生产的比较优势得到充分发挥，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贸易的发展。但我国服务贸易无论在数量、增速和全球排位上，都低于货物贸易的发展。服务贸易发展落后的原因一方面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另一方面也与WTO主要基于传统的贸易形态，对服务业的开放程度较低有关。
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
过去我国长期依赖要素投入拉动经济增长，如今劳动力、资金和环境成本已经进入上升通道，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将经济增长的驱动力从要素投入转向技术进步势在必行。
“刘易斯拐点”已经出现，劳动力成本上升趋势难以逆转。从劳动要素投入的角度来讲，我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一个最重要的推动力来自庞大且价格低廉的劳动力供给，即“人口红利”效应。近年农民工工资的逐年上涨，“民工荒”现象不断出现正是“刘易斯拐点”到来的特征性表现。另一方面，我国15-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在2012年首次下降，当年的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也减少了345万人。劳动力的负增长会降低经济的潜在增长率。
金融市场环境发生改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显著上升。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对经济总产出的贡献率超过其它要素，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因素。支撑持续和大规模资本投入的原因是我国的高储蓄率和管制下的低利率。如今这一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一方面，劳动人口数量的下降和老龄人口比例的升高将降低储蓄率，资金的供给面临下滑压力；另一方面，获得廉价资金的制度环境发生改变，利率市场化已进入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收官阶段。近期货币基金、理财产品的高收益率从一个侧面提前反映了存款利率市场化后的融资环境。
资源环境瓶颈约束日益突出，产业结构亟须转型升级。由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传统发展方式没有根本改变，我国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生态、环境、资源矛盾更是日益突出，成为制约发展的瓶颈。与此同时，依靠增加资源投入和消耗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使得我国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大面积的雾霾天气、沙尘天气及水污染等意味着环境资源已被透支利用，亟须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和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分析
我国近年来经济增长已呈现出原有增长动力显著减弱的态势，如若应对不力在相当程度上将面临跌落“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中等收入陷阱”是2007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次提出，后来被广泛引用。世界银行将各经济体按年人均国民总收入(GNI)分为低、中、高3组，据其2010年8月的最新标准，低收入为年人均国民总收入1005美元或以下，中等收入为1006-12195美元，高收入为12276 美元及以上。其中，在中等收入标准中，又划分为“中等偏下收入”(996-3975美元)和“中等偏上收入”(3976-12276美元)。本文中的“中等收入陷阱”指“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迟迟未能从中等偏上收入向高收入突破的过程。
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主要是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原有的成本优势丧失，又不能实行持续的制度改革和技术创新，无法形成新的竞争优势。
第一，制度体制变革滞后，形成“制度体制陷阱”。低收入国家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受益于全球化及低廉的人力和资源成本，社会制度不一定经历了与其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变革。在这些国家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水平突破的过程中，旧的制度对生产力的禁锢作用越发突出，成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第二，贫富等几大差距并存，导致“社会危机陷阱”。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中等收入阶段，劳动力供应充足，多数工人仍然处在简单重复劳动阶段，工资水平较低，而这一时期资本积累速度相对较快，逐渐形成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与此同时，落后的社会管理体制不能及时疏导和缓和社会矛盾，教育不平等造成贫富差距在代际之间固化，社会垂直流动的渠道被无形阻断，进一步激化各阶层之间的冲突，造成社会动荡甚至政局更替。
第三，技术创新滞后，形成“技术创新陷阱”。教育不公平的后果是人力资本积累不足，进一步导致自主创新的缺乏和技术水平的落后，使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在具备一定的工业基础后，向高技术领域发展面临巨大困难。高技术产业具有提高居民收入、降低贫富差距的作用，因此，技术落后又间接导致消费力的不足，产业结构从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升级也十分困难。
第四，高度依赖国外资金及市场，形成“国际收支失衡陷阱”。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进口替代”战略以及以东亚国家为代表的“出口导向”战略造成中等收入国家对国际市场和国际资本的高度依赖性，容易陷入“国际收支失衡陷阱”。
第五，空气、地下水、土壤等受污染严重，形成“生态陷阱”。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加速，我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以及汽车大量进入家庭后所排放的大量尾气，加上农村地区农药、化肥的大量使用，导致近年来我国城乡广大地区的空气、地下水、土壤等受污染日趋严重，如不能尽快扭转这一趋势，我国将逐步面临环境资源的“刚性约束”，经济社会将难以可持续健康发展。
架设改革创新之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变迁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可以来自于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劳动力在教育、培训、边干边学的过程中形成人力资本积累，而在物质资本投入过程中的研发活动形成发明和创新。
一是全面深化改革，跨越“制度体制陷阱”。制度体制改革通过改善要素配置效率、降低管理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力，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为我国跨越“制度体制陷阱”指明了方向。户籍、社保等人口政策改革，解除了挟制人口流动的最后一道枷锁，劳动资源的配置效率将再次提高；利率市场化等金融政策改革，能够促使资金利用效率提高，抑制高成本低收益产业的发展；土地政策改革，能够更好地发挥土地资源的使用效率，加快农业现代化生产，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能够再一次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要素，提升全要素生产效率。
二是依靠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跨越“技术创新陷阱”。我国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的技术优势和竞争力，是影响未来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质量的关键因素。人力资源是技术创新活动的主体，多数中等收入国家都存在高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这要求从教育、培训等多层次投入以培育人力资本。
三是缩小社会差距，跨越“社会危机陷阱”。我国人均收入水平进入中等国家水平后，主要的增长动力转为技术进步和居民消费。在这个阶段，经济增长将改变过度依赖于投资增长的传统方式，转向依赖消费需求的释放。收入、城乡、地区差距的扩大或长期持续，将对扩大消费形成明显的约束。因此，缩小社会差距具有明显的帕累托改进效应，缩小一个点的差距可能比增加许多点的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有效。
四是提升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跨越“国际收支失衡陷阱”。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加快、自贸区放开资本账户的试点推进，我国将不可避免将更广泛和深入地融入全球金融市场。
为降低外部冲击的影响，需要协调内外部经济发展，全面提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水平。努力转变对外贸易增长的方式。在出口结构上，鼓励具有自有知识产权、自主品牌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控制资源型、高耗能、高污染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扩大新技术产品和附加值高的产品出口。在进口结构上，优先进口国内发展必需的、重要的、紧缺的高新产品、高新设备、高新技术和具有战略性的资源，实现战略物质进口来源的多元化、方式的多样化和渠道的稳定化。
五是在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同时，积极发挥财税金融工具的作用，促进跨越“生态陷阱”。除抓好制度建设和政府监管外，还应引入财税、金融工具，通过征收资源税、消费税、环境税和实施差别化的信贷政策，从供给端促进转变能源供给方式、工农业发展方式、交通出行方式和居民生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