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平台转换期和改革深水区，经济下行压力依旧较大，在这样一个特殊时期，宏观政策主要基调是托底和保稳，以避免各类风险叠加导致经济过快“下台阶”，未来我们的回旋余地到底在哪里?
巧妙化解地方债务风险
地方债务问题是今年中国经济最大的风险隐患之一。解决地方债务困境，应按照分类管理、区别对待的原则，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建立综合金融平台和长效融资机制，巧妙化解债务偿付压力，创新融资方式需要提上议事日程。
创新举债机制。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尝试多种直接融资方式。推进市政公用事业产业化，将城市公用事业所有权、经营权和养护管理进行有效剥离，吸引各种社会资金直接投资建设和经营;推行项目融资，对一些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可采取PPP、BOT、TOT等方式，筹措建设资金或设立城建银行。另一方面，建立基础设施产权市场，完善地方政府投资项目的退出机制，以便地方退出部分国有股权，盘活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资产，市政建设项目资产证券化进入地方预算，使地方债务阳光透明。
债务分类处置。对纯公共性项目、准公共性项目和市场性项目分别核算，分门别类地提出债务偿还途径和具体的实施方案：一是由城投债向市政债转换。在摸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状况下，对其进行“统一专项管理、分类处置、新老划断、区域试点、增量疏导、存量转化”，逐步由城投债向市政债过渡。二是建立资产管理公司解决不良资产的
“出口”问题。通过债转股、债务重组、资产证券化等方式化解存量不良资产。三是完善偿债准备金制度。笔者建议对所有资产证券化产品的发行主体收取一定比例的资金永久性归集于资产证券化产品偿债基金，通过预算拨款、预算外资金结余调剂、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等多种渠道，保持偿债准备金来源稳定，防止资金链出现断裂。
管控金融风险事关金融稳定
2014年是融资大年，前期债务到期压力非常大，并且集中到期，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加大，高利率环境下的“去杠杆”将进一步加大实体经济存量的债务压力。特别是近一时期，有关房地产开发商大幅降价、人民币汇率大幅下挫等风险都对货币金融政策提出严重挑战，管控金融风险，加强金融治理、维护金融大局稳定，也需要操作手法上的创新。
一是打开货币政策预调微调空间。货币操作要更具前瞻性、及时性、针对性和灵活性。一方面灵活开展公开市场操作，根据形势变化运用逆回购等工具灵活调整回笼和投放的力度，引导市场整体利率水平走向;另一方面则是要更灵活地使用再贷款、再贴现等定向调节工具，通过“放短抑长”的操作方法，保证货币市场短期流动性平稳，同时适当锁定中长期流动性。
二是实施定向宽松货币政策支持实体经济。创新金融工具和手段，重点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小微企业等实施定向宽松和结构性信贷政策，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
三是把小幅降准作为备选方案。2014年二、三季度是城投债和信托的集中兑付时间。在目前银行业存款准备金率偏高，货币乘数偏低的背景下，一旦市场出现流动性紧张，可考虑下调1~2次存款准备金率，并尽快优化存贷比管理机制。
四是在考虑全球年货币信贷增长总量控制的前提下，央行可以调整货币/信贷的月度分布，以缓解信托集中兑付的压力，避免市场出现剧烈波动。在对待影子银行问题上也并非简单“去杠杆”，而应“堵疏结合”，疏导资金在金融体系内外循环，推动“一行三会”及其他相关部门的政策协调，加快新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的建立。
如何消化过剩产能
促进结构调整，化解过剩产能是一个中长期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待产能过剩不宜“简单粗暴”，而要完善落后产能退出的长效机制，优化先进产能输出以及全球资源配置。
一是消除政府不当干预生产要素价格形成种种扭曲的体制土壤，完善市场退出机制，丰富退出渠道，避免部分产能化解或致
“资金链断掉”、“银行贷款变坏账”，“政府财政投资化为乌有”等金融财政风险。
二是进一步研究淘汰落后产能的综合标准。探索综合考虑利用能耗、物耗、环境指标与设备工艺技术指标相结合的标准来界定落后产能，突破单一“规模”标准在进一步淘汰落后产能工作中难以准确地区分先进和落后产能的局限。
三是加快先进过剩产能的海外输出。一方面，积极推动“中国基建”走出去。通过基建产业链上的建筑施工、工程机械等行业联动实现“中国装备”和“中国制造”同步升级;另一方面，输出产能与中国国家战略结合起来，在海外设立零部件和研发基地，通过价值链重构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并形成“新雁阵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