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19时，杭州市政府宣布，从26日起开始限牌。然而蹊跷的是，早在25日政策发布之前，杭州的一些4S店就已经提前获知消息，一边紧急把周边城市的现车调运过来售卖，一边向客户群发限购短信，并做好了通宵营业的准备。同时，一份与25日发布会材料一模一样的新闻通稿也已提前在网上流传。

　　这样一项关系千家万户的重大政策，在出台前却是普通民众不知、媒体不知，但汽车销售商却早早得知，究竟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民众的知情权在哪里?

　　按照杭州市交通运输局官员的说法，之所以突袭限牌，原因是限牌“太过敏感”，为了保险起见，仿照了其他已限牌城市的经验。但这样的说词显然无法解释4S店为何提前知悉这一情况。官方说是要追查泄密责任，问题是追查如何落实?追查之前能否先公布知情者的身份及名下车辆情况?

　　就笔者从网上搜索到的有关杭州限牌事件的消息来看，对限牌事件回应的官方机构就有多个：“两难办”(杭州市解决交通停车难行路难问题协调小组办公室)、交警部门、治堵办、交通运输局。而自始至终各部门对限牌的说法又各不相同，甚至自相矛盾。比如早在2011年3月杭州限牌传闻兴起之时，“两难办”的回应是“正在研究之中”。2012年，“两难办”还说在研究之中。2013年，“两难办”称已经完成错峰限行意见征求，供相关部门决策。与“两难办”积极研究的说词不同，杭州交警部门从2012年起就一直对限牌进行否认，直到今年2月，交警部门仍回应称未收到限牌通知。但治堵办2013年11月还在说正在“学习研究、积极考虑”中，到了今年2月则干脆称未进行过研究也未开展过相关工作。更有政府“相关部门负责人”在今年2月份明确表示暂不会限牌。但时隔不过1个月，限牌令即出台。

　　梳理限牌令出台之前的各种谣传及官方不同部门的各种回应，未免让人心生疑虑，限牌令到底该出自哪个部门?在政策正式出台前到底该走怎样一个程序?多次辟谣之后又坐实谣传，此前的回应究竟是“辟谣”还是“造谣”?凡此种种，民众皆云里雾里。

　　杭州是继北京、上海、广州、贵阳以及天津之后，第六个宣布限牌的城市。此前的几个城市皆是下午或晚间发布限牌令，广州更是晚至21点发布。尽管政府突袭限牌的目的是为了堵住蜂拥的购车潮及部分利益输送，但从一些汽车4S店提前得知消息来看，这个目的并未达到。在信息不透明又缺乏监督的情况下，突袭限牌甚至成了某些人的暴富机会。据说，杭州限牌令颁布之前，有人一口气订了几十辆上百辆车，名曰“囤牌”。而去年8月，因一起交通肇事案，北京一位有上千辆车牌的“车牌姐”被曝光，其靠出卖和出租车牌即大发其财，而各地拥有数百辆车牌的不乏其人。

　　限牌是一项公共政策，小部分人却因此发财而大部分真正需要购车的人却一牌难求。如果权利不被关在笼子里，限牌令最终限住的只是万千的普通老百姓。

　　笔者认为，从维护交通秩序的角度来看，车辆限牌有助于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压力，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不失为一种选择。但限牌令因事涉民众切身利益，影响较大，在形成过程中最好有一个与公众面对面沟通协商的过程，尽可能地听取各方意见，从而达成一个基本共识。同时，在限牌令颁布之前，应该有相关有预防利益输送的机制，例如，公布参与政策制定的部门以及参与人员的身份信息，对公司、家庭、个人拥有牌照的数量分不同情况进行限制，等等。

　　从杭州此次限牌发布到民众对泄密事件的愤怒来看，政府应该意识到，时代在进步，民众的参与意识已越来越强，与其在事后不停地补漏，不如提前扎好篱笆。一旦出错，就要有人为之负责。这方面，到不妨学学香港，2003年，时任香港财政司司长的梁锦松，因无意间在汽车调税计划颁布前购买新车，被指有避税嫌疑而不得不辞职。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官员为决策中的腐败问题担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