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普通股价格出现暴跌，一周内最大跌幅达到60%，事情起因于改革“两房”的立法在国会推进顺利，据分析，国会最终将通过法律成立由私营房贷机构交纳保险费而组成的担保公司，“两房”现有经营模式将会终止，执照将被吊销。

　　“两房”是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主要力量之一，2008年9月美国财长保尔森向国会申请的7000亿美元救援资金中，就有1870亿美元用于向“两房”注资。其后，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走向稳定，“两房”开始盈利，归还了政府借款，而已经退市到粉单市场的“两房”股价也在触底后巨幅上涨，其中，房利美在最近一年内涨幅最高达到2000%，堪称超级大牛股。

　　但是，美国社会并没有因这次救援“皆大欢喜”的结果而感到庆幸，也没有好了伤疤忘了痛，相反，国会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准备终结“两房”。本栏目1月3日曾以《中国版“房利美”能不能美起来?》为名，介绍了房利美公司如何在模糊私人企业与政府关系的环境下野蛮成长，又如何在政治操作之下，让准备切断政府给予其隐性担保的种种努力落空。那种滥用政府隐性担保，顺利时股东和高管们赚个饱，一出事就把烂摊子甩给广大纳税人的模式，经过这次危机后已是天怒人怨，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撤销“两房”意义非同小可，说其是重树市场道德的一次重大胜利也不为过。

　　政府越界有多种表现形式，笔者将其归纳为三大类：一是管制过度，设置种种准入障碍，过多干预微观主体的自由经营;二是在亲自组建企业参与竞争性领域的市场活动，或者罔顾管制技术的进步，仍然以组建国企的方式来经营自然垄断行业;三是以隐性担保方式，模糊企业与政府的责任边界，扭曲企业行为，制造道德风险。

　　中国民众对于前两个方面的危害认识比较充分，政府管制过多、公共部门过于庞大、国有经济份额过高、国企战线过长等问题必须解决，人们对此没有什么分歧。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简政放权为突破口推动改革深化，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的一种表现。然而，政府隐性担保的严重危害却未得到充分的识别，仅从不久前有人在积极推动建立中国版的房利美即可窥得一端。事实上，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政府隐性担保泛滥成灾，它涉及各个层面，渗透到各个领域，并且与第一类政府越界和第二类政府越界交织在一起，制造了大量的道德风险，严重扭曲了市场机制，成为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最大阻碍。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隐性担保是地方政府长期处于预算软约束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因为历史上有地方出事最终由中央兜底(通过再贷款、印票子冲销以及财政补偿等方式)的先例，所以才有近些年来地方债务失控式膨胀的局面。每一次隐性担保的兑现或部分兑现都会对地方政府的软约束行为形成鼓励，要硬化地方政府财政约束，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是彻底消除中央对地方的隐性担保。

　　同样，地方重要企业也常常得到程度不一的隐性担保。事实上，不论是国企还是民企只要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就会向政府索取隐性担保。在过去的经济低迷期，一旦出现重要企业濒死的情况，地方政府就会忙于施救，或是政府入股，或是督促金融机构提供支持，纳税人因此出现损失的并不少。隐性担保屡屡兑现的结果，就是鼓励企业在经济繁荣时期鲁莽行事。从2003年开始的经济增长周期中，中央政府针对投资过热开展宏观调控，但因为有隐性担保等因素的存在，企业层面上对“调控”很不配合，结果“中央调控政策频出，企业疯狂如故”形成了中国经济中的一道风景。正如房利美，在经济向好时完全将风险置诸脑后，因为它的管理层知道，此时不赚钱会受到股东的压力，自己年终的高薪厚禄也会受到影响，它们并非不知道这种野蛮扩张没有风险，而是相信一旦出事后政府会出手。随着“4万亿”后遗症逐步体现，未来一段时间我国一些地方的重点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边缘的现象又会多起来，对此政府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是值得好好思量的。如果政府再次兑现隐性担保，那么在下一次繁荣时再劝告企业保持理性，就会是苍白无力的。其实，把企业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袖手旁观表面上是一种冷酷无情，但正是这种冷酷无情斩断了道德风险，确保其在繁荣时期不失去理智，而这才是符合市场道德的。

　　隐性担保的危害在股市楼市最为直接和明显。值得称道的是，股市政策市色彩已经淡化，否则，投资者永远无法做到自我负责，政策制定者也会累死在股市上。房地产市场是政府隐性担保被滥用结出恶果的最突出的例子。房价在“十年九调”中一路走高，埋下巨大的宏观经济风险，这个结果与政府隐性担保有极大关系。从开发商到投资购房者，再到自住购房者，之所以敢于不顾房价高低大胆地推高房价，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们认为政府不会让房价崩溃，政府有能力不让房价崩溃。这就是经济活动中最为典型的道德风险，它表明市场参与者认为政府向他们提供了隐性担保，而之所以他们认为得到了免费隐性担保，一是因为他们相信房地产市场“太大而不能倒”，二是这种担保在过去十年中确实曾经屡次兑现或部分兑现。有了政府担保在手，谁还用考虑风险呢?一边不断地兑现担保，一边频繁出台调控政策，“十年调控九成空”，就是这种自相矛盾做法的必然结果。

　　隐性担保泛滥成灾，而危害远未被民众充分认识。就拿美国“两房”为例，如果放在中国，很可能会因为救援结果比较理想(纳税人的钱最终没有受到损失，甚至还有盈利)而放弃追究风险的根源。在中国，更常见的情况是：释放隐性担保从而在繁荣时期助推了繁荣的人受到赞扬，而风险暴露后救援工作中，只要不是直接或明显损害纳税人的利益，它的执行者也会受到赞扬。民众的短视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正如“房利美”利用隐性担保降低房贷利率受到消费者欢迎一样，民众很难从整体视角去看待机制被破坏后的危害。“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浅显易懂，但稍微拐点弯很多人就忘掉了。因为政府在释放隐性担保的时候，常常打着为民的旗号，而兑现隐性担保又往往是在危急时刻，保住自己眼前利益的动机又很难让民众起来反对。如此一来，获得隐性担保的机构和隐性担保行为就出现并泛滥了。银行不负责任的放贷以及影子银行问题，背后也是这种机制。“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有人从中获益，就会形成阻碍改革的力量，所以，撤销隐性担保从来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