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被视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也是经济结构调整、提质增效的关键年。如何在实现经济稳中有进的同时，牢牢掌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的主动权?大力推进改革创新，无疑是重中之重。

　　就经济发展阶段而言，我国已从下中等收入水平阶段进入了中上等收入阶段，经济条件发生了多方面的变化，各种要素价格进入快速上升期，国民经济成本迅速提高，投资和消费需求出现不足，出口需求受世界经济周期性影响产生大幅波动。转变以高成本、高投入、高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扩张方式，尤其迫切。

　　经过近年来的结构调整，我国经济发展中结构失衡的问题已经趋缓。投资与消费结构严重失衡局面正在扭转，投资率与消费率已大致持平，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扭曲的状况也得到初步纠正，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开始上升，要素价格也开始趋于合理，带动资源配置结构发生实质性调整。从承受失衡能力上看，就业岗位的需求略大于供给，社会承受失业的能力有所提升;政府对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下降的适应性不断加强，为结构性减税创造了更广阔的空间;企业对经济增速回落的适应性也有显著上升。这些积极变化，为进一步强化结构调整提供了保障。

　　也要看到，经济增长虽然从高速降为中高速，但其可持续性和有效性仍令人担忧。投资需求增长年均在20%以上，其中各级政府起了重要作用，市场力量不足。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平均增长10%以上，但由于收入分配结构未有较大改观，稳定增长的动力不足。同时，企业创新力不足，整个国民经济结构升级的动力缺乏市场基础。资源配置在产业结构上存在严重的“反效率”配置，资源还难以从资本边际产出率和劳动生产率低的部门有效转入高的部门，甚至逆转的现象短期内难以克服。一些行业的严重产能过剩问题，已成为结构调整不得不翻越的大山。

　　不能不提的是，我国通胀绝对水平虽不太高，但由于动因复杂，化解并不容易。因此，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下行的双重风险，结构调整的外在阻力不容小觑。在“双重风险”条件下，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和基本倾向的选择面临困难，既难以全面扩张，又难以全面紧缩。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相互之间反方向的“松紧搭配”方式，也令相互抵销效应日益强化。

　　必须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治理结构。无论是宏观政策的有效性、宏观调控方式的转变，还是供给管理的引入等，都必须以妥善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为前提，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决定性作用。尤其是加快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生态、专利、资源在内的要素市场化，使生产者在要素市场上真正地自由竞争。否则，政府干预造成的要素价格扭曲就会继续阻碍结构调整。

　　我国宏观经济的这些新特点，决定了必须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唯有改革，才是经济内生动力的根本保障。以制度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实现结构升级和发展方式转变，我们才能保持经济的均衡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