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说过，不能根据中国“人均财政收入过万，实际上只有美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贸然得出中国人均财政收入太少或占GDP比重太低的结论。今天斗胆要说的是：比较而言，中国财政收入占比或税负水平偏高。
　　这么说，不是与发达或不发达国家进行国际比较，而是与自己比。比法很简单：减法。任何国家的政府收入无非有两种用途：维持政府运转，提供公共服务与公共产品。当然，政府公共管理也可以视为某种公共服务。我们暂且假定现在中国各级政府所提供的所有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是老百姓必需，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的——但是有些国家则未必，例如，有些国家的军队和警察是用来对外侵略，对内镇压人民的，财政投资建设、运营的某些设施是专供高官权贵们消费的。那么，税负高不高，可以从成本角度，看同样公共服务所花费的财政资金。在假定现在政府所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都是百姓所必需的前提下，我们减去财政支出中不该支出的部分，剩下的就是在这一公共管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水平下应该的、合理的财政收入或税负水平。
　　我们发现，在眼下中国，有不少财政支出是可以而且必须减去的。
　　一，公务员中的冗员开支。精兵简政，从延安说到今天。但是，几十年来，机构每改革一次，公务员队伍总是膨胀一次，正式编制之外，各级机关还雇了不少编外人员，上级部门还往往向下级部门、企事业单位长期借调人员帮忙。人头攒动，忙的是否都是公务？公务是否都是老百姓所急所需？百姓所急所需的公共服务是否都高效率低成本地提供了？冗员不过靡费公帑，贪官污吏害民谋私利更是双倍的负数。
　　二，公务员偏高收入部分。尽管统计显示，1994年之后，公务员无论是平均工资增速还是工资绝对水平都超过了同期企业职工。公务员收入是否因此偏高，还是说不清楚。但是，仅从每年公务员考试的繁荣景象就可以知道，公务员的综合收入与福利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可以断言，什么时候每个公务员职位的求职人数降至社会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甚至略低，公务员收入即使再高一些，也不会被认为偏高了。
　　三，诸多三公靡费。自中央大力反腐倡廉，作出八项规定以来，多少高档餐饮酒店服务业应声倒下，一年下来，不少政府机关三公费用节约了1/3以上。目前尚未听说政府因此不能正常运转了。以此论之，先前这些支出本来就是浪费。
　　四，超标办公用房。中央清理超标办公用房，各地各部门都清理出了大量超标办公用房。豪华气派的政府办公大楼，是国内各地一道靓丽风景，颇让刚到中国的老外为之咂舌。这么多的超标办公用房，这么多的公务用车，难道不是本来就不应当从财政经费中支出的吗？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既然都可以减掉，那么，岂不是不用国际比较就可以得出结论：在现有政府提供的公共管理、公共产品、公共服务水平下，中国的财政收入或税负水平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