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信旅游、易事特等次新股连续大幅上涨成为近期市场焦点，这些次新股的网下配售对象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不过，这些最多不过20名的配售对象，均是在几百名询价对象中经过剔除大比例的最高报价才杀出重围。

　　某种程度上，最高报价剔除比例是政策赋予发行人定价留下的“一个口子”。发行方通过灵活设置网下申购总量报价最高的剔除比例，让新股报价更为合理有了变通的途径。奥赛康事件后，诸多新股发行都通过采取提高最高报价剔除比例的做法，主动放弃高价发行顺利上市，如众信旅游剔除比例就接近97%，易事特剔除比例也接近53%。

　　新股最高报价百分之八九十的剔除比例显然是不得已而为之，在解决老股转让规模过大的问题同时，也因压低新股发行价格，直接导致了次新股上市后的暴涨热潮。某种程度上看，正是发行方为实现合理报价采取超高比例剔除，为二级市场炒作腾出了空间，次新股被爆炒可以说是提高最高报价剔除比例留下的“后遗症”。

　　如果说新股发行通过提高最高剔除比例，解决了老股转让规模过大的问题，但衍生出了次新股被爆炒的新问题，那么就值得我们反思：提高最高报价剔除比例是否被滥用?是否有更行之有效的办法?

　　不少新股剔除最高报价比例高高在上，目的在于解决老股转让规模过大，但问题源头还是在发行报价过高的根子上。而发行报价过高，根源依然出自询价制度，在目前投行配售权较大、打新资金热情较高、次新股上市后股价动辄翻番的形势下，机构询出高价实在不难，甚至不排除合作报高价的可能。

　　从以往发行的新股看，机构询价由于不需要缴纳任何款项，且不同于网上的“市值加资金”申购，仅需提交申报价格与申购数量即可。没有资金成本压力的约束，为了提高命中率，一个配售对象报满三个价格档位的不在少数，报出高价者更是比比皆是，即便最终被剔除，却也在无形之中抬高了新股报价的价格中枢，高价新股诞生的逻辑正是如此。

　　因此，要想新股定价更为合理，采取提高剔除最高报价比例的做法属于事后干预，要想事前干预，则应该在机构报价的有效性上下功夫。试想，如果在新股网下询价配售环节就引入保证金制度，即询价机构按照所申报价格乘以对应的申报数量得出询价总额，按照一定比例在询价阶段就缴纳资金，新股定价后按照报价是否有效进行申购资金增补退还。那么此举由于会加大机构新股配售的资金成本，因此可以约束机构理性报价，同时还能降低新股报价的价格中枢，使新股定价更为合理。久而久之，老股大规模转让或可休矣，事后干预超高比例剔除高报价亦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