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防止老板跑路，工人拿不到工资，江苏高邮市政府要求企业缴存工资保证金后才能招工开工，但对于当地流动资金有限的中小服装企业来说，每个工人3000元到6000元的“保证金”让他们无力承担，只好暂时拖着。于是，2014年的春天里，高邮市的许多服装企业歇业了。当地经济开发区60多家服装企业，目前开工的只有三四家。没开工的基本都在观望或准备缴存“保证金”。(2月23日《现代快报》)

　　为捍卫职工权益，当地高调征缴“保证金”。然而，最直接后果是，众多服装企业无力开工，反倒致使一干产业工人就业无门。此项备受争议的政策，尴尬地陷入了自我矛盾的悖论之中……只不过，一切似乎并非这般简单!那些冠冕堂皇的措辞，未必不可以有另一种理解。在此语境下，所谓“工资保证金”一说，显然已经超越了“防止老板欠薪跑路”之层面，而是宣示了行政权力在特定行业内，有选择性的打压与扶持。

　　将缴存“工资保证金”，作为企业开工生产的前提，无异于是以行政权力，设立了一道行业准入门槛。其后，那些现金流有限、资金储备薄弱的企业，极可能被清场淘汰，最终只有那些业界龙头和中坚能得以留存下来。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做大做强一批服装企业，整改一批，淘汰一批。” 他说，像波司登，一年纳税1.5亿元，全市其他几百家企业加起来纳税还不足一亿元;但是波司登制衣公司招工遇到困难，可以容纳3000到5000人的，今年只招到600人……所谓“维护职工权益”的托词，不过是为了掩饰当地重布产业格局的意图而已。

　　升级产业结构，实现优胜劣汰，当然是管理部门的职责所在。然而问题在于，该过程显然应该采取诸如调整税率等宏观市场手段，而非以强力、微观的行政介入来实现。再者，所谓“经济实力”，从不是甄别企业潜力和企业主信用的靠谱指标——能否拿得出动辄数十万元的“保证金”，与企业主会否对职工负责，并不存在必然、确定的关联。“为防老板跑路，而预收保证金”，实际是秉持一种恶意揣度的思维，来压制企业主以自身才智和进取心，博取一个更好未来的可能。

　　预防工人被欠薪，完全可用别的方式实现。既可以充分信赖既有的机制设计，比如劳动监察、劳动诉讼、劳动仲裁等;此外，也可以针对具体行业，进行专门性的临时规制。具体到服装业，则应确立并严格落实“薪酬月度结算制”，强化对中小企业的运作监管和风险预警。凡此种种，都能有效预防“老板欠薪跑路”事件的发生……说到底，倘若职能部门真想捍卫职工权益，大可以推出一揽子更温和、更少争议与副作用的方案。

　　之所以选择“征收保证金来保护工人利益”，而不是选择其他什么模式，根本原因还在于当地职能机构的诉求并不纯粹。它们既想着实现服装业的“去小留强”，意图引导劳动力向大企业集聚，同时又不想因为太过露骨而予人口实，故而便“高明”地将一系列行动，包装在“维护职工权益”的名头之下。从头到尾，所谓“捍卫工人工资”成了这场“整治”的辩护词。这，才是最令人遗憾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