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2日至23日，二十国集团(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简要介绍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形势时强调，中国政府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风险，参照和学习国际经验教训，对“影子银行”实行有效监管。中国“影子银行”总体规模不大，但近期增长较快，我们正谨慎应对。

　　应当承认，中国的确面临着影子银行体系带来的风险，因此监管层才会严加治理与整肃。目前，M2/GDP超过了180%，这意味着中国大量的货币并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考虑到金融市场的特殊性，金融改革没有顶层设计是不可想象的，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建设都需要整体破局。可以看到，在金融脱媒加速的当前，央行已经将社会融资规模作为一项比新增贷款更为全面的货币政策中介指标，将在构建更加现代化的货币政策调控体系中，扮演关键的角色。央行2月20日公布了地区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这是央行自2011年公布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数据后，在相关工作上作出的进一步创新。

　　实际上，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还有很多可以完善的空间。2013年7月，央行副行长潘功胜也坦言，目前社会融资规模低估了金融机构对实体经济融资的总量。金融市场交易模式的改变，金融交易链条的拉长，对社会融资规模的数字产生很大影响;而新金融的发展，降低了货币供应量的可监测性，对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利率市场化的推进都产生较大影响。目前来看，这样的问题仍未解决。

　　之所以称问题没有解决，主要因为社会融资规模没有将“影子银行”纳入到统计之中。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国际投资室主任张明指出，2014年中国在复杂宏观经济形势之下，政府在金融政策的选择上面临诸多两难。“两难”之一，体现在影子银行体系挤泡沫、去杠杆与防范金融危机爆发三者之间的取舍;之二，中国央行维持较高利率水平，而更高的国际国内利率差可能引发更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入;之三，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国内影子银行体系去杠杆之间，可能存在联系与效应叠加。在众多的“两难”选择之间，中国政府无论实施哪一项政策，都会面临较大的风险与阻力。

　　因此，下一阶段监管层的重点应该是加快消除价格扭曲与加快应对金融脆弱性。在这一过程完成之前，维持资本账户的适当管制是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据国务院“107号文”，央行负责各类社会融资活动的统计汇总，建立“影子银行”专项统计，这意味着摸底“影子银行”的重任落在了央行肩上。从各方面看，进一步充实社会融资规模统计，是厘清“影子银行”规模的最好办法，这项工作看起来依然任重道远。加强透明度，应当成为治理相关风险的重要一环。因为减少不确定性可以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