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月17日，四川省政府提出《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实施意见》。《意见》指出，要按照国家统一安排，探索开展老年人住房反抵押养老保险试点。而尴尬的是，成都“以房养老第一人”钟大爷，历经2年“以房养老”生活，却说自己后悔了，理由是自己的钱难支取。

　　最近两年，以房养老的呼声很高。在政府部门，民政部将“以房养老”纳入下一阶段工作的引导方向之一;在民间，“以房养老”受到一部分“丁克族”的欢迎，但多数老人们则心有顾虑而反对。无论是政策响应寥寥，反对声声，还是尝鲜老人的悔恨叹息，无不折射出“以房养老”体系的政策和措施尚不完善。

　　支付能力不足时如何保证养老，成为压在银发老人心头的巨石。作为物权法保障的对象，目前房屋产权为70年，到期后如何处置依然是政策盲点。更重要的是，随着调控制度的逐步完善，房子已成为价值高度不确定的财产，能否长久充当支付能力的压杆秤，着实是个问题。

　　怎样提供更好的养老服务，考验政府和社会机构的管理能力，也是以房养老推行难的另一只“拦路虎”。实践中，“以房养老”机构的信用确实是个大问题。目前，我国市场上还缺少成熟、专业化的商业机构来开展这一业务，机构和客户之间很难建立良好的信任关系。加上一些地方曾出现过在和老年人正式签约之前，机构将老人的房产提前出售，使老年人权利受损的情况，凡此种种都令不少老年人望而却步。

　　解决不好支付能力和养老服务两大核心问题，“以房养老”终会因为政策和现实的不合脚而止步不前，而沦为看上去很美却不接地气的“办公室”政策，甚至最后走了样，成为掠夺居民财富、坑害群众利益的事，就更得不偿失了。

　　目前看来，“以房养老”虽然难成为养老的主要方式，但随着中国“未富先老”、跑步进入老年社会，可挖掘的潜力很大。改善传统的养老模式既需要宏观层面上的大手笔，更需要细微层面上的针线活。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密集、仓促地出台模糊政策，以房养老更加需要制定有吸收力的配套措施。从房产评估，到寿命预估，再到纠纷仲裁、风险分担等等，都需加以严格而细致的调查研究、讨论验证，让制度具体可行、过关过硬，尽可能地堵住各种漏洞，防范各种风险。

　　因此，只有配套政策措施同步跟上，使眼下的重重困难得到切实破解，以房养老才能真正成为老人们放心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