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发已近6年的金融危机其实从未真正离开，世界经济也在曙光与黯淡的交汇中，将不确定性烙印在每一年的全球经济报告中。看今日全球力量变迁趋势，虽然日本及部分新兴经济体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的走向，然而占据全球经济五分之二份额的美国、中国和德国，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之锚趋势正日渐显著。
业已进入跛脚期的奥巴马，尽管在日前的施政总结中自比富兰克林·罗斯福，称在其任内成功避免了美国深陷第二次大萧条，不过在政客泛滥、政治家稀缺的今天，这种肯定与自我肯定并不为奇。先且不说比肩罗斯福，就是要超越其前任小布什恐怕也不那么容易。小布什执政八年间经济业绩乏善可陈，但他至少可以自豪地说，在2008年底那段风雨飘摇的日子里，他领导下的美国政府成功避免了美元体系的崩溃。
当然，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比，美国对世界经济的统治力，确实在大衰退。但美国以占全球5%的人口创造出占全球经济总量23%的经济产出，仅就这一点而言足以傲视全球。美国当然也很清楚：在享受了太多机制化霸权红利之后，其在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中的边际影响力正处于极为敏感的时间当口。作为机制化霸权的重要符号的美元，在统治国际货币体系长达70年之后，基于内生性衰退因素和全球经济竞争的外部挤压，正不可避免地步入衰退轨道。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担心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会否有一天被其他货币取代。连布热津斯基都在担心美国的霸权时代会否即将终结。因为从货币主义角度来看，国际储备货币长期而言是中性的，无休止的流动性释放除了引发滞胀以外，还会使美国之外的美元持有者对美国的信誉和美国经济失去信心。力量使用过度的美国既无实力也无意愿对美元的发行承担相应的责任。美国也许还能凭借暂时的竞争优势维持一段时期的美元本位，但基于国际货币均衡的角度，全球货币金融领域的公共产品由单极霸权向均势结构变革乃大势所趋。华盛顿尽管可以想方设法推迟这一天的到来，但终究无法改变这个趋势。
如今，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深深体会到，倘若没有绝对经济实力支撑，即便有着全球最为完善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也无法保证美国对世界经济的持续支配力。因此，美国近几年的经济政策调整，核心目标始终是为了恢复因受金融危机冲击而严重受损的实体经济，而经济增长和有效就业被视为政府施政的最重要指标。美国也确实通过刺激计划创造了至少600万个就业岗位，失业率在过去12个月里从7.8%降至7.0%，得益于消费者支出增加、企业投资回升以及净出口增加，美国经济去年取得超过2%的增长，财政赤字在过去5个财年中首次低于1万亿美元。
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结构框架下，全球会否再度爆发金融危机，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主要经济大国的经济健康状况，以及国际金融资本的行为表现。在美国经济整体而言并未显著恶化的情势下，全球即将爆发新的更大层级的金融危机的概率不大。在美元红利期约剩7年的趋势判断下，美国必然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工具来强化实体经济。事实上，“再工业化”只是美国力图恢复实体经济竞争力的杠杆之一，在伙伴国的支持下，美国按照锻造国家竞争力的战略目标构筑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TTIP)和多边服务业协议(PSA)为“一体两翼”的多边贸易体系，才是美国的战略高明之处。
而作为全球经济三大力量中心之一的欧洲，能否避免经济基本面进一步恶化，则主要取决于作为稳定之锚的德国能否展现出大国责任感。
经历了过去几年债务危机的折磨之后，欧洲去年整体经济表现在有所起色。在美欧日三大经济体中，欧洲的去杠杆化是最为坚决的，债务风险也因此有所缓解。不过，在英法两大传统经济强国下滑明显，区内产业竞争力不振的背景下，某种程度上欧洲经济的未来取决于德国。尽管2013年德国经济总量只有3.6万亿美元，约占美国的22%，中国的38%，但德国的经济产出质量却是世界上最高的，拥有全球最为稳健的金融体系与一流的工业体系。德国人对金融业的轻度厌恶以及对制造业的专注与求精，加上国民的勤勉精神与理性思考，是德国傲视欧洲乃至全球的最大资本。
无论西方发达国家再怎么不乐意，中国迟早会成为全球格局变迁的主导力量。而中国要实现由贸易与制造大国向产业与资本强国的转变，在全球顶尖层面的分工竞争中拥有一席之地并切实维护核心利益，实现民族复兴大业，就必须构筑“经济高边疆”。强大的资本市场、世界级的银行与保险体系，比肩美元的国际货币本位币，能与纽约、伦敦抗衡的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兴产业群，应是构筑“经济高边疆”的战略目标。只是上述这四大力量体系建设，没有两个五年规划是不可能取得显著成效的。
中国在为世界经济提供主要增长动力的同时，必须通过换血式改革化解系统性经济风险，尽快完成经济战略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