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万元税负”？社科院近日公布的一份报告中的说法再次引爆税负这个争议性话题。算法很简单，2013年公共财政收入达到12.9万亿，除以人口数即为人均宏观税负，当然九成以上的税为企业缴纳而非个人所得税。有专家表示这在国际上根本不算高，但另一面却是不少民众对“痛苦的税”怨声连天，这背后反映的是如何看待数据，以及数据与现实的差异问题。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绝对数来看，人均财政收入远低于发达国家，甚至远低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均水平，完全正常。但衡量宏观税负水平应该看税收总量占GDP的比例，而更具实际意义的是拿人均税负与国民收入水平相比，以此来看差距就远不像那么大了。而且因为我国财政体系不健全，以只计财政收入的中、小口径的算法算出来的名义宏观税负会偏低。而采用大口径的计算方法，即不仅包括预算内财政收入，而且包括预算外收入、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以及各级政府收取的未纳入预算内外管理的制度外收入，才更能反映真相。拿中国的数据与财政制度更规范的发达国家的比，得出宏观税负偏低的结论有失于偏颇。而中国的特点是用不同口径算出来的结果差别非常大，所以不少研究者都得出了中国宏观税负水平实际上在国际上偏高的结论。

    退一万步讲，即使承认宏观税负仍偏低，也并不代表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企业或个人承担的税负就偏轻。因为中国的行政收费等非税负担很高，许多地方政府的税外收费、摊派、集资让企业不堪重负。据统计，非税收入主要集中在地方政府，而且因为地方政府预算内资金的紧张而愈演愈烈。这些都要求通过“费改税”将地方政府收入规范化，降低纳税者的额外负担。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和帮助中小企业摆脱困境，结构性的减税必须提上日程。而宏观税负也不能反映因税制不合理导致的行业、群体之间的具体税负差异，以及不同群体税负对贫富差距的现实，例如，个人所得税已经沦为“工薪阶层税”，很难起到该税所被寄予的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而社保在实质上也是一种税，双轨制等不公平的制度让贫富差距火上浇油。

    在西方国家更高的宏观税负的另一面，是承担了更多公共职能的政府。历史表明，经济增长后国民会逐渐要求更多且质量更优的公共物品，以支付更高税收来换取公共物品，由此带来的宏观税负的上升是一个必然现象。但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往往存在着良治以及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社会契约”，政府收取的税收与提供的公共服务的对应度很高，感受到福利保障的国民对税收的接受度很高。而在享受不到充足而平等的福利保障的国家，税负就成为一种货真价实的“痛苦指数”。

    面对老百姓对税负的怨言，这两年流行的是用所谓欧洲国家高福利导致欧债危机来吓唬人，其实二者间的逻辑关系并不紧密——现在欧洲国家并未对福利制度动大手术，而欧债危机已大大缓解。这种告诫往往让人有时空倒错之感，因为中国民众所要求的是不过是一视同仁的基本保障，所关注的是打破特权，而没有过多非分之想，但往往是网上的抱怨与讽刺刚一露头，对“不要期待免费午餐”的警告就纷至沓来。这种现象有可能成为阻挠基本福利体系构建的借口。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政府财力的确有限，更糟糕的是还更多用于建设性而非福利性开支，行政管理开支浩大。为了提升民众对税负的认同感，这些情况必须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