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务院召开会议提出要下大力气解决 “心肺之患”，彰显了决策层对于“治霾”工作重要性与紧迫性的高度认识。然而，治理雾霾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污要治本，治本先清源，必须把治理雾霾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强化“顶层设计、综合治理”。

　　持续的严重雾霾是工业化对生态损害程度的直观展示，是对传统工业生产触碰自然底线的警示，也是对经济发展、城市治理有效性的检验。大面积雾霾带来了经济社会风险和重大损失，而其成因又极其复杂。笔者认为，解决雾霾问题，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下功夫;必须改变目前环保管理体制，强化环境污染出口管理和入口管理相结合，强化多种污染控制和全国联防联控相结合，积极探索“四位一体”的雾霾治理新模式。

　　加快推动“大环保”体制改革

　　雾霾治理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然而，在现有的环保体制背景下应对则显得非常被动，必须做好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形成合力。

　　一是加快推动环保体制改革，成立“大环保部”。雾霾现象只是我国生态环境恶化的缩影，除此之外，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也已非常严重，迫切需要建立以综合生态系统管理为职能的“大环保部”，或设立高级别的环保协调机构，改变多头管理、分散管理的局面，实现全国环境保护垂直管理、区域管理和综合管理，研究拟订国家大气治理发展战略，完善生态建设咨询评估机制，并统一发布大气污染评估报告。

　　二是加快推进环保立法，加强法律和行政监督。当前，要把《大气污染防治法》的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同时，要进一步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法》、《节约能源法》、《可再生能源法》和《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相关法律，加大污染治理的法律保障，以及环保部和其他部门的联合执法。

　　三是健全环保信息公开制度和“追溯问责制”。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加快推进环境保护的政府决策和企业生产经营信息的公开制度。同时，建立“追溯问责”制度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让用污染代价创造国内生产总值的危害无所遁形。

　　四是引入“第三方治理”和市场化环保手段。当前环境污染治理效率低下与“谁污染、谁治理”的政策导向有关。要按照“排污者付费、治污者赚钱”的原则，推行 “把治污权交给第三方”的管理模式，并可以通过合同能源管理、能源管理师制度等节能服务新机制改善能源管理，城镇污水、垃圾处理和脱硫、脱硝设施运营基本实现专业化、市场化、社会化。

　　加快调整重化工业结构推动产业升级转移

　　我国重化工业总体分布在东北、华北以及沿海地区，具有明显的集聚性。过密的工业布局，使有限的资源难以得到合理分配，加重地区环境污染的隐患。要通过推动产业布局调整，逐步疏散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严重地区的重化工业产能，逐步降低大气污染严重区域的煤炭消费量。建立产业分工和转移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大重化工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升级，避免产能转移“重化扩散”。

　　重新谋划能源布局坚持实施总量控制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配置方式过度依赖输煤，电力发展以分省(区)自我平衡为主，导致东部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西部地区能源资源优势得不到发挥。考虑中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但能源匮乏，而西部地区煤电、水电、风电资源充沛，建议一方面可以通过特高压西电东送，另一方面，凡具备条件的地区可集中建设坑口电站，加大煤炭就地转化为电力的力度，实现输煤输电并举。

　　坚持“能源消费总量控制”，促进能源经济总量平衡、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在能耗总量分解上，应综合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节能目标等因素，把能耗指标差别化分配给各地区，因地制宜;引入市场机制，建立能源量指标交易置换制度，实现不同企业、不同地区间的配额交易;建立健全能源与碳排放监测平台，真正发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对能源结构转型的倒逼作用。

　　倡导低碳发展理念推动绿色城镇化发展

　　协同控制污染物排放和温室气体排放，制定多种污染减排控制一揽子计划：

　　一是在生产领域，强化企业排放标准，加快与空气治理相关的低碳技术开发应用，积极使用低污染排放的原材料、能源和工艺流程，开发工业污染的回收利用技术，以及工业污染的疏散工艺流程等。

　　二是在交通领域，提高汽柴油和市场准入标准，加快推广汽车加装催化转化和PM2.5过滤器装置，全面放开新能源汽车的购买和使用，加快城市和交通网络的新能源汽车配套设施建设。

　　三是在建筑领域，全面强制推广城市建设扬尘抑控措施和控制标准，对建筑工地扬尘措施不到位的实行一票否决的停建制度。

　　此外，积极倡导低碳环保新理念，引领低碳消费方式，让低碳理念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