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龄化进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不同是“未富先老”，因此，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应对老龄化措施，在我国基本上行不通。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恐怕不应由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而是要发展“创新型经济”，建立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社会各方期望甚高的“单独二胎”政策终于落地了，这意味着实行了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出现松动。按照消费的生命周期假说，老龄化社会来临会带来消费比重的提升。在其他因素不出现大变动的情况下，一国的储蓄率与年龄结构是高度相关的，劳动力年龄段人口比重大的时期，储蓄率通常较高，因而也会有更高的投资率。这样看来，我国老龄化程度提高，也带来了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提升消费率的动力，或者说客观上有利于我国消费型经济体系的建立。
多年来，我国一直在努力促使经济增长模式从投资型向消费型转变，中央政府陆续出台了诸多刺激消费的措施。但由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投资在过去、现在，以至未来的10至20年间，仍将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增长动力。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老龄化使得消费型经济过早来临，使得社会创新能力下降，故而对我国而言，应对“老龄化”根本之道与发达国家有别，根本出路还在建设“创新型”社会。
从世界各国经济运行特征看，消费型经济特征的国家有两种：一种是发达国家;一种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发达国家经济运行的消费型特征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国家基础设施相对完善，软硬件设施都比较健全，经济运行效率较高，社会财富积累早已完成，不再需要大兴土木，因而投资的空间和余地都较小，新增投资增长相对较低。对另一类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消费型经济体来说，由于经济结构性矛盾、政策失误等各种原因，经济在经历一段快速增长时期后陷入了停滞或缓慢发展状态，此时经济运行特征也由投资型转向消费型，社会财富积累也由前期高速发展转向缓慢增长。
在社会经济发展尚未进入发达阶段、社会财富积累仍处前期高速增长阶段时期，“老龄化”的加速来临，将使我国经济过早转入消费型经济体系，从而导致投资放缓、财富积累下降，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战略目标受到损害。
如果不是因为国际竞争的存在，对发达经济体而言，由于社会财富积累已完成，以及社会生产力高度发达，老龄化并不会对经济和社会的正常运行造成大冲击。在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的今天，国家间经济竞争的基础除了资源禀赋和社会制度因素外，创新能力已成了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因素。美国经济之所以能一直领先全球经济，并能经历各种危机而不倒，其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美国经济的创新能力极强，全世界近半个多世纪来的新产业，无不先在美国出现，最突出的是建立在信息技术之上的互联网“新经济”。创新优势，让美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始终保持了领先的对新科技产业化的能力，并挟此引领世界经济潮流和全球经济增长。
从人口年龄分布结构对社会创新能力影响的角度看，人口相对年轻的社会的创新能力自然较强。年轻人求知、求胜和探索欲望较强，并且也较不畏惧和考虑风险;比较不同年龄段人们的创业类型可知，年纪大的人倾向于从事投资(投资于现有企业)，而年纪轻的人则倾向于新创实业。假如不考虑经济和社会运行制度、金融支持体系差异，单从人性角度看，老龄化无疑对整个社会的创新能力是有损害的。是故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颂我少年中国必将强大。
从经济可持续增长的角度来分析，当前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内涵，恐怕不应是由投资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而是要发展“创新型经济”，建立创新型经济发展模式。
老龄化背后的深层次危机，是社会创新力的散失，这实际上早已为有识之士所认识，经济学家也提出了许多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西方最早进入老龄化的法国和老龄化程度最高的日本的情况看，西方国家应对老龄化的政策实践主要有：鼓励生育;放宽移民;解放女性劳动力;提高自动化程度，如发展自动化技术、机器人技术等;延迟退休;等等。所有付诸实践的政策，都对西方国家经济在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的继续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贡献。
我国老龄化进程和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不同是“未富先老”，因此，那些西方国家行之有效的应对老龄化措施，在我国基本上行不通——我国不存在女性劳动力回归问题;放宽移民带来的问题可能比解决的问题还要大，鼓励生育也是;工业机器人在现有技术背景下，我国劳工价格仍然还有经济优势。我国的老龄化，是在经济仍然处在赶超阶段发生的。因此，应对对策仍然需要着眼“发展”，有效的老龄化应对政策，更应从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深层次原因——创新能力损害方面入手。
自改革开放至今，我国基本上走的是一条外延式扩张之路;经济发展在取得不凡成就的同时，代价也极为惊人：资源、生态环境承载力已到极限，产业结构落后、生产力水平低，在国际经济分工中仍然处于较低层次。未来转变经济增长模式，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无疑要走内涵型发展道路，这客观上也对建设创新型社会提出了要求。
而创新型社会完善的标志，是科技产业化支持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为此，建设创新型社会，首先需要完善金融市场，尤其需要加速发展完善多层次的直接融资体系。直接融资体系相对于间接融资体系，对科技产业化的支持作用要大得多，这点已为经济学家们公认。其次，建设创新型社会，还需要放松产业管制并且开放民间投资。这一点在当下的中国尤其重要。整体而言，中国经济体系不缺资金、不缺项目、也不缺敢于冒险的企业家，只是中国经济运行中，充满着管制和垄断。“对外开放、对内搞活”，这个口号在改革开放启动时就已提出，在延续了35年后，在改革再推进的新形势下，依然必须特别强调，并且增添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