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审计署去年底公布全国政府债务总体情况后，近期，广东、浙江、北京、重庆、安徽等各省市区陆续发布当地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审计显示，多数省市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一些地方债务增速较快，部分行业债务负担较重，局部累计隐患比较突出。这一状况表明，化解地方债务风险的工作仍较为艰巨和紧迫。
　　理性来看，近几年我国地方债务较快增长，有其客观原因：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提速，市政建设、交通运输、农林水利、保障民生等基础性、公益性项目建设需要大量投入，由于目前财税体制还不完善，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往往需要通过举债弥补资金缺口。
　　但不容忽视的是，一些地方和部分官员由于政绩观偏差，热衷于“大干快上”，建设项目追求“短、平、快”，不顾自身偿还能力盲目扩大举债规模，导致债务率过高、偿债压力较大；一些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粗放无序，滥设融资平台公司，违规担保、违规融资、举借高利率“砍头债”，甚至将债务资金投入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和用于修建楼堂馆所等，引发风险隐患；不少地方还过度依赖土地出让收入偿债，导致城市未来发展空间被严重“透支”。
　　自去年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把控制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扼制盲目举债冲动，健全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制度，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而要落实好中央要求，有效管控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亟须采取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应对措施，在制定好偿债计划，盘活存量资产，积极有效化解存量债务的同时，着力纠偏差、堵“歪门”、开“正道”。
　　首先，要用制度彻底扭转一些地方和官员“唯GDP是从”“借债不怕还”的政绩观偏差，从源头上遏制盲目举债、滥铺摊子、乱上项目的冲动，严控新增债务。通过完善政府性债务预算管理、实施政府负债考评问责，建立举债要有度、偿债要有责的硬约束，推动地方政府尽快形成量入为出、合理确定政府投资规模的正确理念。
　　其次，要坚决堵住走“歪门”违规举债、违规使用债务资金的现象。设定举债“红线”，构建一、二、三类债全口径，借、用、还全过程，立项、融资、绩效全方位的债务管控体系；规范举债融资机制，制止地方政府违规担保，尽量减少BT、固定回报BOT、信托、融资租赁等“高利贷”；彻底清理资信差、功能不明、财务不可持续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解决融资平台过多、过滥的问题；制定债务资金投向“负面清单”，严防债务资金乱用。
　　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方式，通过“阳光”融资、市场化融资，广开公共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建设举债“正道”。当前，我国正迎来新一轮城镇化加速期，对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项目的需求增长十分迅猛，这就迫切要求尽快健全、创新地方政府举债机制。在一些领域，政府应积极创造条件，完善价格形成和调整机制，激活市场信号，引导和鼓励更多社会资本进入，试行PPP(公共私营合作制)等新模式，改变全靠政府举债建设的模式；要在学习借鉴国际上比较成熟做法的前提下，积极探索推进地方政府市政债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