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商务部近期发布的数据，2013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6个国家和地区的5090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901.7亿美元，同比增长16.8%，这是我国在2012年首次成为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后的历史新高。
随着中国经济基础的累积，要素价格体系的重估，以往的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发展方式面临深刻变革。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到了新的工业化阶段，需要中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上升到新的阶段，需要全球化配置资源，特别是创新资源，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实现经济升级是重要的战略选择。同时，随着中国资产规模、国内储蓄、结构调整等方面的发展与变化，中国已经具备大规模海外投资的基础条件：
一方面，“双缺口”已经变成“双剩余”。改革开放初期，中国是比较典型的储蓄短缺和外汇短缺并存的“双缺口”格局，吸引外资可以同时弥补这两个缺口，而限制对外投资可以同时防止缺口扩大。中国的“双缺口”格局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得到改变，到目前已经完全变成了储蓄过剩和外汇过剩的“双过剩”的局面。在“双缺口”基础上形成的鼓励吸引外资和限制对外投资的逻辑均已经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我国已经进入大规模对外投资的历史阶段。根据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一国净对外直接投资NOI，即对外直接投资与吸收外国直接投资的差额，是一国经济发展阶段的函数。到达一定阶段时(人均2000至4750美元)，进行投资阶段的转变就成为必然选择。而推动这一转换的关键是提高对外投资的收益率，促进本国资本竞争优势的形成。IMF数据显示，2013年我国人均GDP超过6100美元，正处于资本大规模输出的历史发展阶段。
然而，从当前的形势看，我国海外投资的质量还比较低，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需求是为了购买发展所需的资源、能源。的确，作为开放型的经济贸易大国，对能源和资源的高进口依赖性，应使得中国对大量进口的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价格，具有很大程度的控制权和话语权。但实际上，由于国际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生产供应，大部分由少数大型垄断跨国公司控制，以及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卖方市场”特征，中国在这些重要能源和资源的进口数量及价格制定上，往往处于被动局面。
事实上，比获取资源能源更为迫切的是通过对外投资促进中国产业创新和经济结构升级。从产业技术创新规律看，由于高科技产品研发投入大，并且产品生命周期短，在全球市场一体化的形势下，要分摊研发成本，必须走大量出口的路线，提高产品销量，依靠规模化的海外市场获得与研发投入成正比例的利润。
中国对外投资的战略走向更应着眼于整合全球资源，特别是发达国家优势资源，比如研发能力、技术存量、人力资本等，其目的是为了参与全球竞争，通过全球市场分摊研发成本，进而以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创新能力。与此同时，中国海外投资也须与国内新一轮吸引外资直接对接，推动全球价值链的转移和中国经济整体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