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高速发展，就人口经济体量和持续时间来看，在世界经济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是由于人均收入起点很低，目前我们仍然处在典型的中等收入阶段和二元经济结构转变的中期。
从先进工业与落后农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过渡到工业化、信息化、城市化的城市经济主导，农村也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元经济结构，其前提是实现农村就业人口向城市就业人口顺利转移，使得国家的绝大部分就业人口转入现代的城市经济体系，从而改善农村的人口资源关系，使留村农民能够实现农业现代化方式的规模经营，从而消除城乡收入差距。
但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制约，工业和城市经济能够吸纳的农村转移人口有限和缓慢，因此，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同时也有一部分国家典型的如上世纪后期的拉美国家，农村人口大量进城，城市化率很高，但相当一部分进城农民并未进入正规部门就业、融入城市化的市民生活，而是进入了城市贫民窟，从而形成了城市化的梗阻和消化不良。更有一些发展中国家典型的如印度，既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农村滞留，又有城市贫民窟的普遍存在，这种进城留乡都难以摆脱困境的二元经济结构更容易使人感到无助。显然，无论城乡之间存在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是城市内部存在贫民窟的二元经济和社会结构，都不是可融入的城市化。
对比之下，二战之后的日本、韩国、新加坡、台湾等经济体，一个共同特点是实现了可融入的城市化，即快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吸纳了大量的农村转移人口，并将其全部市民化，没有形成规模意义上的贫民窟。
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走了一条特殊的道路。我们有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但又还保留着农村的土地和住宅，大量的家庭分离，6000多万儿童不能跟随务工的父母生活，留守在农村老家，从而形成了“离乡不离土”的两栖状态。这种特殊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过去对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发挥过巨大作用，但是，这种几亿劳动人口在城乡间的长期流动，不仅造成了巨大的劳动时间浪费和对交通运输能力的压力，人力资本素质不能随产业升级而提高，非举家迁徙的家庭悲剧和第三产业的长期压抑，农村土地集约使用的瓶颈和农业规模经营和现代化的障碍，而且随着新生代农民工越来越不愿意也不可能再返乡务农，造成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因此，实现农民工及其家属的市民化即可融入的城市化，既是实现公民权利均等化的要求，也是中国社会稳定、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由之路。
农民进城可融入的核心一是就业，二是居住。就业从来不是农民工的主要问题，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障碍是居住问题。我国农民进城务工通常是单身形式，大量居住在集体宿舍、地下室和城中村、城边村的农居中。虽然表面上看不到如许多发展中国家那样公开蔓延的贫民窟，但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与环境实际上与贫民窟无异，而且通常还不能将妻子子女带在身边。所以联合国人居署的统计实际上是把中国农民工的居住条件列入贫民窟的范畴。因此，解决我国农民工在就业城市的安居和即能举家融入市民阶层的居住环境，是可融入城市化的主要测度，也是我们能否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