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45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发表了题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若干问题”的主题演讲。
杨伟民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总结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历史经验，阐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提出了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决定》做出如此力度空前的全面改革决定，是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时期决定的。当前，中国靠原有条件支撑发展的力度在弱化，全面改革势在必行，总的目标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决定》落实了作用将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
杨伟民从他参加《决定》起草的体会讲起。
他说，《决定》阐释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意义，总结了改革开放35年来的历史经验，这其实也是下一步改革要坚持的基本原则。《决定》还提出了下一步改革的指导思想、总体思路、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
在《决定》的起草过程当中注意把握了三个充分体现：
第一个是充分体现党的十八大的精神。这不是一句官话，《决定》当中有些内容和十八大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说大家认为这一次有个理论突破，把原来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其实十八大报告已经写到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但是没有往下说政府起什么作用、市场起什么作用，算是留下了一个伏笔。再比如说，十八大报告讲到两个全面的目标，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但是当时没有提出来和小康社会相对应的改革的目标，这次讲到新的改革目标是要实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最终要形成一种国家治理体系。
第二，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一系列讲话的精神。
第三，体现了全党、各族人民全面深化改革的愿望和要求。杨伟民说，《决定》是下一步在党中央领导下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推进改革的一个行动纲领，一个进军号，一个宏伟的蓝图。所以在《决定》起草过程中，我们收集了社会各个方面的关于改革方面的建议、意见、文章、报告和课题，印了几十万字，还在全党范围征询了对全面深化改革的意见和建议。如果《决定》的60条条条都能落实下去，它起的作用将会不亚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会推进中国从中等收入国家进入高等收入国家行列，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为什么能够形成这样一个力度空前的《决定》？
首先，是中央高度重视、把握方向、正确决策的结果。杨伟民介绍说，这个决定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下来进行的，2013年4月中央做出决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研究全面深化改革问题。接下来就成立了起草组，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刘云山、张高丽两位政治局常委担任副组长，相关部门和地方一共有60多位同志参与起草。起草组分成四个组——总论组、经济生态组、政治文化组、党建和社会组。由总书记来亲自担任起草组组长，杨伟民表示，这既是新世纪以来第一次，也是他一共参加过四次中央文件起草见到的第一次，说明中央对这件事情高度重视。
起草组成立以后，4月24日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在全会召开之前，他先后主持召开3次常务会议、2次政治局会议，讨论、审议和决策。在三中全会期间又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审定最后的修改稿。在7月下旬文件形成初稿以后，习近平总书记专门到湖北调研改革问题，在此期间还召开了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听取意见。
《决定》是要落实的文件，写上的内容首先要得到最大的共识，所以必须要反复讨论和征询意见。所以中央在正式起草文件之前就下放文件，征询各地区各部门对这个文件主题主线的意见。
原有条件支撑发展的力度在弱化
随后，杨伟民谈到了出台《决定》的时代背景。他说，做出如此力度空前的全面改革决定，是由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历史时期决定的。
从大的历史阶段来讲，中国正处于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阶段，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考验。从国际的角度来看，十年前党的十六大做出了一个重大判断，说从2012年开始算，今后20年是中国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是2012年在研究十八大报告的时候又加了一句话，叫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
比如说十年前全球化是大家都拥护的，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去全球化的思潮开始涌动。十年前发达国家积极主动地推进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现在美国、欧洲提出一个口号叫再工业化。十年前发达国家普遍是负债消费模式，国际危机以后开始去债务化。再比如说中国加入WTO的时候，发达国家力推贸易自由化、投资自由化，现在则高举保护主义的大旗。
从国内看，由于体制和机制没有完全理顺，也出现了一些重要的挑战。比如说增长速度换挡，过去可以轻轻松松维持10%左右的增长，现在维持7%-8%已经比较困难。这是由一系列因素导致的。比如说中国的工业化还没有完成，但是现在经济面临的突出矛盾却是产能过剩。财政和金融的风险也在加大，特别是地方债务的风险，还有房地产、过剩产能、影子银行等问题。再比如说中国现在仍然处于城镇化的中期阶段，按照统计意义上的城镇化来讲刚刚过50%，达到52%，但是很多城市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市病，包括房价高涨、交通拥堵、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等。面临这样一些挑战，中国靠原有条件支撑发展的力度在弱化，全面改革势在必行。
《决定》具有全面改革的特点
杨伟民表示，《决定》16个部分60条，从整体上体现了全面改革的特点。
第一，它是全面的，和2012年确定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相适应。现在如果不全面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很难再深入下去。现在GDP考核有问题，怎么改变这样一种政绩观，就要先改干部制度，干部的任用和使用又涉及到政治改革及党的制度建设方面的改革任务。再比如说，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和不合理的财税体制有关系，改革财税体制的呼声很高，但是怎么样去改呢？首先要明确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这样才能按照各级政府的事权划分来设置税制，设置税种，以及安排它的支出责任。但是划清中央和各级政府的事权不仅仅是经济改革的问题，它涉及到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是更多的集权还是更多地往下放。
第二，主线是清晰的。中国的改革是有方向、有目标、有原则的改革，总的目标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提出一个新的目标模式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的方向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决定》当中在第一部分提出了6个紧紧围绕，体现了6个领域或者叫5加1，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再加上党的建设，也就是各自领域改革的主线。
第三，原则是明确的，总结了35年来改革开放的宝贵经验。
第四，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决定》除了第一部分是改革的总体思想、目标以外，后15个部分就是15个要改革的重点领域，60条中有55条都是在讲某个关键领域的改革。
最后，落实是有力的。从考虑起草《决定》起，大家就想着怎么去落实。仔细看报告会发现，有的内容写得很细，连上大学考外语怎么考都写了。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如此之多、力度如此之大的改革要在7年时间完成，时间卡死了，就不允许再讨论，而是要直接做。
国家治理体系是对现代化目标的丰富
杨伟民谈到了《决定》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的一些亮点。
第一个亮点，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是对现代化目标的丰富。
我们在“文革”期间就提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又提到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先是两个翻番，小康生活，到现在变成小康社会，更长远的目标是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些统统都是发展目标，但是国家制度到底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模式，过去没有远景。
国家治理体系这样一个目标所包含的要义有四个方面。第一，全面。国家治理比政府治理、党的治理、城市治理、宏观调控等等含义都要丰富得多。第二，主体是多元的。治理和管理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就是治理讲究的是多元主体来共同进行，虽然承担的责任和作用不一样。而管理往往是上对下的，单一主体的。主体多元，就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与社会组织，与公民，也包括政府内部的党、人大、政府、政协之间的关系。具体来说，这次专门提到协商民主的制度化问题，它属于中国国家治理层次当中一种重要的制度，是中国的选举，是一种新兴的民主形式和方式。第三，治理的方式是法治化的。第四，制度应该是成熟的，到2020年形成的不是过渡性、临时性的。不能今天这么做是改革，明天又改回来也是改革。一个成熟的国家，国家治理以及体制和制度要相对稳定。
第二个亮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相对于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模式，改了两个字，把基础性作用改为决定性作用。这两个字的变化非同小可。
首先，它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都要发挥作用，但是各自发挥作用的内涵是不一样的。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者，政府不是。其次，它找到了中国经济改革的主线和路线图。中国有很多的领域要改革，到底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和尺度来推进，《决定》说得很清楚，要紧紧围绕使市场来发挥决定性作用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就是路线图，也是检验的尺度。再次，它抓住了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根本。中国现实经济发展当中面临很多问题，体制方面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干预资源配置太多。所以《决定》提出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配置的直接干预。
第三个亮点，界定了政府的职责和作用。
杨伟民说，让市场发挥作用必须要管住政府这只手，界定政府的职责和作用，哪些领域可以伸，可以伸多长，界定清楚了，市场自然而然就能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政府的作用这次非常明确地规定就是20个字：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十六大曾经对政府职责做过界定，和那次相比较，少了经济调节的提法，因为经济调节的含义太宽泛，而且调节的肯定是资源配置。增加了宏观调控的提法，十四大确定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发挥基础性作用，那个时候讲宏观调控差不多就等于现在全部的政府作用。增加了保护环境的政府职责，理论上它可以包括在公共服务当中，但是在当代，中国环境污染问题十分严重，政府在环境保护方面监管不到位，所以把保护环境职责单独列出来，具有现实意义。
第四个亮点，更加公平地对待各种所有制经济。
强调公有制经济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强调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
第五个亮点，提出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改革的新思路。
主要体现在：国有资产监管以管资本为主；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现有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强调国有资本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重点提供公共服务；强调国有资本要体现全民所有的性质，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准确界定不同国有企业功能，对自然垄断行业国有资本可以继续控股，但是要实行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
问与答
问：您觉得国有企业往新兴行业发展是不是欠考虑一些？
杨伟民：你这个说法有点太绝对化了。不能说国有企业就不创新，那我们上天、入海是民企干的？不能这么说。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的投向要服从于国家的战略目标，比如刚才点到的那些领域。国有企业要承担社会责任为国家服务，当然就应该投向国家希望的产业，最后促进我们的技术进步。国有企业往新兴行业发展不是欠考虑，我觉得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应该发挥应有的这样一种作用。
问：这一届政府非常重视城镇化，是想把它作为突破口吗，是为其它改革创造条件，还是就是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
杨伟民：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要全面准确地把握提出城镇化到底要干什么。像就业、资金、房地产这些，并不是我们推进城镇化就必然能够实现的一些事情。我不是说要去再搞一些新城。创造就业，让农民工再进城，现在我们最主要的工作是让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要让已经转到城市的1.6亿农民工，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常住人口，更深切地融入到城市生活当中，和市民在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享受以及公共权利的获得上没有差别，这是我们要推进的城镇化。很多人已经在城市就业，他已经在城市住了好多年了，好多人是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主要是解决这些已经在城市就业的，在城市住了好多年的人的问题。
杨伟民简介
杨伟民，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
1982年至1989年在北京煤炭管理干部学院任教，期间分别在中国人民大学和日本一桥大学学习和研究产业政策理论。1989年调入国家计委，主要从事国家中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的研究制定工作，是国家重大产业政策的主要参与者和执笔人之一。
参与了国家“八五”、“九五”计划《纲要》的起草，全面负责“十五”计划《纲要》起草和组织协调。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起草组成员，国家发展改革委“十一五”规划《纲要》起草组组长，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编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在宏观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中长期规划、城市化、区域经济等领域发表100多万字的学术论文，著有《中国的产业政策——理念与实践》，并主编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产业政策研究》、《规划体制改革的理论探索》、《“十五”城镇化发展规划研究》(副主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