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达沃斯论坛昨日举行，这是为全球精英提供思想交流的一个平台，它的议题具备时代感和前沿性，吸引了诸多政治人物、科技新贵、专家学者、企业精英的参与，但它也是一个清谈俱乐部，不具有制定采取行动的某种措施或方案的能力。

　　达沃斯论坛的崛起有赖于全球化程度在过去十年得到异常迅猛增强，也产生了一批新的精英。面对一个快速发展、相互关联的复杂世界，如何更深地理解全球化与未来趋势，类似达沃斯论坛的全球性会议为各界提供了交流机会和平台。

　　过去十年，中国的崛起及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的两大主题，因此该论坛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密切，中国经常占据议题核心，甚至他们在中国分设了夏季达沃斯论坛。不管是该论坛借助中国话题扩大影响力，还是中国借助该论坛发表意见，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共赢格局。

　　自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高官曾出席过该论坛，但从2012年始至今，再未派高层领导人出席。不过今年李克强总理对该论坛的开幕作了书面致辞。或许是，2008年美国陷入危机后，中国增强了对自己国际地位的信心，也相应承担了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责任。但由于中国过度刺激客观上带来了经济结构更加失衡，从而必须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内事务与改革中，因此，中国淡化了在这一论坛发表意见的兴趣。

　　同时，一些舆论也在质疑达沃斯论坛的价值，因为其会员费及年度会议门票高达7万美元，并对会员的资产做出了过高门槛限制，被称为“天鹅绒俱乐部”，为有钱人构建关系网。比如一些新贵在这里追寻已成功人士，然后相互认识并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因此，一些精英拒绝出席这个论坛，尤其是美国一些更加务实的科技新贵。

　　著名媒体人克里斯蒂娅·弗里兰在其最新著作《巨富》中，解释了诸如“达沃斯论坛”等全球性会议崛起的原因。他认为发达国家正处于“第二次镀金时代”，与新兴市场国家“第一次镀金时代”重叠，这些由全球化产生的超级“巨富”正形成一个跨国圈，他们自认为是世界公民，并通过参加各种峰会联系起来，一些原本地方性、行业性活动，现在成了全球活动。

　　新一代超级富豪的崛起让全球贫富差距拉大成为一种危险现象，在达沃斯论坛开幕前，其组织者发表了《全球风险报告》，认为收入差距过大是未来十年最可能出现的全球性风险。在一些发达国家中产阶级开始反对全球化，并持有越来越强烈的民族主义，这意味着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不仅加剧和削弱社会凝聚力，也会影响全球化命运并增加国际间冲突风险。

　　巧合的是，英国慈善组织乐施会也同时发布报告警告称，富人与穷人间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可能造成多种负面影响，其中包括导致社会动荡。该报告认为一个人数不超过85人的精英团体手中集中了全球最贫困的半数人口(35亿人)的财产总额。

　　一个精英与巨富俱乐部开始提醒 “贫富差距风险”，说明这个风险已迫在眉睫。对于中国而言，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内问题，或许正是因为内部经济结构失衡与贫富差距拉大等问题，致力于国内改革的中国政府不愿去达沃斯谈论国际经济，如李克强总理在致辞中，主要阐述了中国正在推进的改革事业。因此，但愿以重置为关键词的这次达沃斯论坛，能为重塑全球政治、商业和社会等秩序凝聚全球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