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全国平均雾霾天数达29.9天，创52年来之最。2012年底发布的《2010年全球疾病负担评估》显示，在2010年，因空气污染，中国有124万人过早死亡。北京市卫生局最新披露，2002年，每10万北京居民中的肺癌发病人数为39.56，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据激增至60.09。除了空气污染，水污染、重金属污染形势也日趋严峻。

　　反思环境污染的根源，人们开始对唯GDP的发展观进行深层拷问。中国资源相对比较短缺，若再延续过去的经济发展模式，肯定行不通。为此，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明确提出“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调“要用制度治理环境污染”。

　　环境治理的制度建设，涉及产业结构、监管体制、政绩考核等多个方面，而政绩考核无疑是促动地方政府和环保部门履行环境监管和治理责任的直接动力。当下的环境问题之所以如此严峻，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以GDP为核心指标作为政绩考核标准，这在事实上助长了某些地方政府为提高GDP，用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项目换取经济增长速度。

　　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考核标准必须有所调整，考核手段要更加严格。结合国外经验和国内此前的尝试，绿色GDP是其中一个重要选项。所谓绿色GDP是指从通常的GDP中，扣除因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国民财富总量。

　　早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就在绿色GDP的研究和推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04年，我国也积极开展了有关绿色GDP的研究。当年10月，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开始关于绿色GDP核算工作试点后，包括浙江、河北、天津、北京、辽宁等在内的共10个省市积极地进行了试点。2006年，我国第一份绿色GDP核算研究报告——《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公布，这是我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被公布的绿色GDP核算报告。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加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四万亿政策随之推出，绿色GDP研究最后搁浅了。国家环保总局环境规划院副院长王金南曾在一次访谈中提到，绿色GDP的研究受到了来自某些地方政府的阻力。这从侧面印证了“绿色GDP”对追求GDP冲动的遏制作用。

　　201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专题学习会上指出，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体系，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同时，还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

　　同年12月，中组部印发《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不能仅仅把GDP作为考核政绩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GDP排名;中央有关部门不能单纯以GDP衡量各省份发展成效;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不能简单以GDP评定下一级领导干部的政绩和考核等次。

　　显然，单一的GDP考核方式正在受到摒弃，绿色GDP如能“重见天日”，将成为“用制度治理环境”的重要支撑，也从根本上为地方政府在GDP冲刺竞争上解了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