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负面清单是个不错的切入口。北京也是这么想的。

　　在此次“京味儿”改革57条中，北京提出要“研究制定与首都城市性质功能和人口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匹配的负面清单”。

　　负面清单可谓是在2013年暴得大名。在中美BIT第九轮谈判中初为众人晓，在上海自贸区的改革试水中引人侧目。如今北京接力，负面清单的理念犹如被推倒的多米诺骨牌，势不可挡。

　　今后，北京将负面清单张榜公示，市场上的各类经营主体，无需“跑部”，依据法律自由平等地进入清单之外的领域，北京欢迎什么产业，抵触什么产业，拒绝什么产业，一目了然。

　　正如北京市政协主席吉林在“两会”期间所言，“耗能、耗水、用工多等高投入低产出的企业，北京已难以承受，产业结构调整，必须将这些企业转移出去。拿批发市场来说，根据相关研究，北京就业人口中，每100个人就有11.6%集中在批发零售行业，这个比例过大，不符合首都功能定位。因此，需要予以淘汰部分市场。今天不“腾笼换鸟”，只会让环境更加不堪重负，明天终究还是要“腾笼换鸟”。

　　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负面清单，本身就是北京经济转型思维的具体体现。在此之前，北京狠下心来对汽车限购，是咬着牙承担了GDP损失的。从今以后，北京同样狠下心来对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摆手，是“不惟GDP”思维的进一步延续。毕竟，北京是有着明确功能定位的城市，大而全的城市发展思路当断则断，跳出GDP的思维空间，才能发现城市发展在大而全之外，还有高大上。

　　我们对于负面清单的理解，如果仅仅止于助力首都“腾笼换鸟”，便是对负面清单大材小用了。负面清单旨在限权，减少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接触点，也就是可能的寻租点。很多时候，政府“有形之手”一不注意就变成了“闲不住的手”，原因就在于政府与市场边界的模糊，权力往往就不由自主地膨胀。有了负面清单，企业不用揣摩政府部门的心思，钻研捕鼠术，而不是获取捕鼠的特权。

　　厘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找到市场功能和政府行为的最佳结合点，从而让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固然是我们竭力在做以及继续要做的事情。但设计出一个制度，将这种边界巩固下来，让那些“揣着明白装糊涂”的权力越不了界，是同样重要的。负面清单就是这样一个制度。

　　负面清单是个好东西，是“法无禁止即可行”的制度实现形式。但这个清单宜粗不宜细。

　　如果变得冗长，变得巨细靡遗，就让这个“好东西”打了折扣。清单之外一定得是广阔天地大有可为，企业的心情一定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否则就像一栋大楼把门打开了，可是里面的房间纷纷锁着门，想要找到一间不上锁的房间不容易。毕竟，政策设计者和市场都是一样的想法，期待负面清单能够实现“腾笼换鸟”，而不是成为鸟笼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