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50人论坛、新浪财经和清华经管学院联合举办的新浪·长安讲坛第244期日前召开。论坛成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发表了题为“用经济学框架分析三案例”的主题演讲。易纲认为，当前中国继续积累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已经大于边际收益，为了维持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使中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平衡国际收支意义重大。2005年以来中国的汇率改革，使得中国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老百姓明显受益。国际收支平衡作为国家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一，在现在的浮动汇率制下，需要继续通过汇率的变化实现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才是最优的

　　社会上有很多人愿意看到我国有顺差，他们认为顺差就是好，逆差就是不好。其实从可持续和最优化的角度，从国民福祉最大化的角度，国际收支平衡才应该是最优的。

　　易纲说，国际收支平衡非常重要。所谓国际收支，最简单地说，它由一个国家的经常项和资本项作为主要部分，也可以有外汇储备这个剩余项。国际收支衡量的是一个国家的进出口。
　　经常项是说它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流入多少资金、付出多少资金，包括法律服务、旅游、出国、留学，都属于服务贸易。经常项里面还包括一些转移，比如说我国的公民在国外工作，往家里寄的款。换言之，经常项包括中国付出去的，也包括从国外流入中国的。经常项如果是顺差的话，就说明流入的资金要大于流出。
　　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是资本和金融项，这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跨境资金流动的。比如说我们国家投资海外有多少，海外投资中国有多少，这里包括直接投资、私募股权、外债、银行金融交易等等。在资本和金融项下，同样有中国的资金流出中国，也有全世界的资金流入中国，对流入和流出都做记录，就可以衡量流入的多还是流出的多。
　　易纲认为，中国在过去很多年经常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经常项也是顺差，资本项也是顺差，整个国际收支都是顺差。也就是说，经常项、资本项加总以后，流入的美元要大于流出的。这些流入的美元等于是积累在了中国，但是实际上它是美元，不可能积累在中国，所以积累在中国的美元大部分就变成了外汇储备，尽管也有一小部分是藏于民间。总体上看国际收支是一个恒等式，永远是平衡的，所以大部分流入的美元变成了外汇储备，也就是投资海外了。
　　易纲解释说，社会上有很多人愿意看到我国有顺差，他们认为顺差就是好，逆差就是不好。其实从可持续和最优化的角度，从国民福祉最大化的角度，国际收支平衡才应该是最优的。国际收支是国家宏观调控四大目标之一。宏观调控第一个目标是增长，也就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加多少；第二个是通货膨胀；第三个目标是就业，各国都希望本国经济的增长是有就业的增长；第四个目标就是国际收支平衡。

　　国际收支平衡关乎可持续发展

　　国际收支平衡对我国意义很大，要平衡才能够可持续。全世界的贸易摩擦、反倾销反补贴有很大一个比例是针对中国的，处理好贸易摩擦，维持战略机遇期，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经济学界对国际收支平衡问题，几百年以前就非常重视。亚当·斯密最有名的《国富论》，他的学生李嘉图最有名的《税赋论》，都是两百多年以前发表的著作，而且有人认为《国富论》奠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基础。
　　这两本著作特别仔细地分析了在他们以前的所谓重商主义学派，这个学派认为，顺差是一个国家积累财富的主要渠道。李嘉图通过分析，在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强调一个国家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有绝对优势，并从收支平衡的角度论证了这一理论。
　　当时国际通行金本位制，国际收支实际上是自动平衡的，因为有一个黄金的输入点和一个黄金的输出点。一个国家如果存在贸易顺差，也就是它出口的东西比进口的多，别国就要用黄金付账，或者用和黄金挂钩的美元。这时黄金就流入顺差国，使得国内的货币供应量增加，国内商品价格上涨，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下降，第二年就出口下降。与此同时，逆差国付给别国黄金，黄金的存量减少导致货币量减少，逆差国商品价格下降，国际竞争力就会自动提高，第二年就出口增加。这样就通过价格水平变动实现了国际收支的平衡，所以整个国际金融体系、贸易体系就是稳定的，可持续的。
　　但是这种平衡只是动态上的平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它的经济是两头在外的模式：一方面有殖民地，能源的供应要依靠殖民地；另外一方面，它生产了很多东西，国内的市场有限，所以要依靠向国外出口。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一天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中断，整个生产会受影响；如果有一天出口市场出现问题，生产也会受影响。两次世界大战都跟贸易战和国际收支不平衡有关，都和战争赔款有关。
　　1944年，在已经诺曼底登陆、二战将要结束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开始讨论战后的经济秩序。最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出台的世界关贸总协议(GATT)都是为了对付贸易不平衡。所以国际收支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策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可能会引起战争。
　　国际收支平衡对我国意义很大，要平衡才能够可持续。中国现在是第一出口大国，巨大的顺差。全世界的贸易摩擦、反倾销反补贴有很大一个比例是针对中国的，所以处理好贸易摩擦，维持战略机遇期，使得中国能够有一个和平发展的环境，是一件非常大的事。

　　通过汇率变化平衡国际收支

　　汇率的变化反映了国与国之间，进口与出口之间，资源、能源、价格之间的比价关系。人民币升值这件事存在很多的议论，大家对此褒贬不一，有必要具体分析。

　　在现在的浮动汇率制下怎么平衡呢？
　　易纲认为，一个重要的方法是通过汇率的变化。汇率的变化反映了国与国之间，进口与出口之间，资源、能源、价格之间的比价关系。中国的汇率改革从2005年开始，此前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8.28元等于1美元，维持了大概十年的时间。现在是6.09元等于1美元的水平，名义汇率升值29%，实际有效汇率升值38%。人民币升值这件事存在很多的议论，大家对此褒贬不一，有必要具体分析。
　　易纲认为，人民币从8.28元升到6.1元左右，国民经济平稳发展，经济实力明显提高，中国的国力因此明显受益。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是50多万亿人民币，等于8万多亿美元，排名世界第二。如果不升值的话就没有这个成绩。
　　老百姓也明显受益。易纲说，中国是全球出口第一大国、进口第二大国，每年进口几千万吨大豆，几百万吨豆油，很多的原油和天然气。这些产品大都是民众消费了，不升值的话要贵30%左右。还有，现在很多老百姓送自己的子女出国留学、旅游，现在谁都盼着中国的游客去购物，这也是人民币升值给老百姓带来的好处。但是因为这些受益者是沉默的多数，所以这些受益很少被提起。受损的则主要是出口企业，但是它们往往生意很大，所以就会听到很多的声音说人民币升值不好。
　　中国随着国际收支顺差的积累，外汇储备已经超过3.7万亿美元，全世界第一，是日本的三倍。易纲认为，中国继续积累外汇储备的边际成本已经大于边际收益了。外汇储备量大好处很多，比如说有利于人们对中国的预期稳定，投机者攻击中国的积极性也就比较小。但是也有成本，出口多、顺差大，对资源和环境是有压力的。
　　而且中央银行在市场上购买美元的过程中会吐出基础货币，增大人民币的流动性。然后中央银行就被迫要对冲，对冲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提高商业银行在人民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包括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回购等等。这些操作都是有成本的。准备金要低一点的话，商业银行发挥市场作用可能会更有效。
　　易纲说，学经济学的都知道，边际成本在很多情况下是一条上升的曲线，边际收益是一条下降的曲线。也就是说在一定的量以前，继续积累外汇储备总体来讲是划算的，但是超过一定量以后，边际成本就会大于它的边际收益，再增加外汇储备就不合算了。要是国际收支平衡了就解决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指标比较重要，就是经常项顺差占GDP的比例不宜太大。中国经常项顺差占GDP的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接近10%，绝对地不可持续。这几年是2%多一点，比2007年低了很多，但还是有顺差，2013年前三季度货物贸易顺差1600多亿美元，前10个月已经超过2000亿美元。
　　总之，易纲表示，国际市场和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需要中国继续坚持扩内需、调结构、减顺差、促平衡的方针来促进国际收支平衡。长期离开均衡点不可持续，只会积累风险，国际收支接近平衡是中国人福祉最大化的区域。

　　问与答

　　问：在您看来，人民币的升值有多大成分是被动的，我们能不能扭转被动的局面？
　　易纲：现在说被升值，或者是说我被什么了，收入被增长，意思就是说反正都是有含义的。升值是主动的升值还是被升值，是好还是不好，其实是由国际收支和老百姓的福祉的分析来决定的。你可以说谁受益了谁受损了，全社会有多少受益多少受损的，在经济学分析上还有一个死角的受损，要做积分，做完积分看这个面积是不是大于受损的面积，都可以算出来谁收益谁受损。所以我认为这个过程，我们从2005年一直到现在发生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是一个市场的过程。总体上有利于中国人福祉的提高的。

　　问：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金融改革，其实这个金改在山东省已经开始了一系列的措施。您觉得山东和温州的金改有什么区别，山东金改更侧重什么方面，想达到什么目的？
　　易纲：山东和温州的改革都有它的可取之处，都是很宝贵的经验。但是金融市场是统一的，特别像利率汇率资本可兑换。地方试点是非常有益的，也是有用的，但是从金融改革，从整体设计而言，必须以全国市场统一来考量才是一个正确的金融改革的分析方法。

　　问：您说到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比较问题，请问有没有最优的外汇储备的量？
　　易纲：很多人问这个问题，实际要看你的标准。有人说你持有的外汇储备应该是未来若干个月进口的一个倍数；有人说外债最重要，应当等于中国整个短期外债和长期外债的倍数；有人说应当和贸易结构是相关的，有多少美元多少欧元多少日元去贸易，就应该相应地有多少外汇储备。他们都有他们的模型，各个模型得出来的最优的外汇储备的数是不一样的。我是综合了许多许多的模型，才得出刚才那个结论的，可以经受得住你在任何假设下的检验，所以我说我的结论是强劲的。

    易纲简介

　　易纲，1958年出生，经济学博士。
　　1986年至1994年，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经济系先后担任助教、副教授，其中1992年获终身教职；1994年回国，与林毅夫等发起组建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副主任、博士生导师。
　　1997年至200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2002年至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正司局级)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2003年，任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2004年7月至今，任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委员、行长助理；2006年11月起，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党委书记、主任；2007年12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2009年8月，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　
　　研究领域为计量经济学、货币银行学和国际金融。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在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等方面，具有多年的货币政策研究、制定和操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