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在初步形成了较高水准的产业资本力之后，亟待提升金融资本力，而偏偏目前的市场竞争格局在约束金融资本力的提升。无疑，我国金融业应在更大程度、更高层次扩大对内开放的基础上，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力争在金融创意、机制设计与市场运营上获得根本性突破。
2014年有望成为民间资本规模化介入银行体系的关键之年。
随着银监会日前表示将有3至5家首批民营银行试点先行，可以预计被压抑太久的民间资本参与金融的市场热情将被全面激活。就政策执行层面而言，这也是全面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扩大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精神的当然之举。
不过，正如经济学研究最讲究约束条件一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中国金融改革尤其是银行业改革面临的约束条件，恐怕是诸多系统性改革中最多的。其实，回顾一下1993年中央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就会发现其中关于改革的整体设计框架直到今天依然都还没有过时。例如，建立在国务院领导下，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宏观调控体系;建立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主体、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金融组织体系;建立统一开放、有序竞争、严格管理的金融市场体系等等内容。还有通过金融体制改革，确立中国人民银行作为独立执行货币政策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体系;实行政策性银行与商业银行分离的金融组织体系等等，这些无一不是既切中时弊又极具前瞻性的改革目标设计。
如今，20年过去了，依然在探索半道上的中国金融改革，可以说只是在完成不完全的任务过程中取得了不完整的进展。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步伐倒是进展很快，甚至超过了大家的预期，以至于形成了金融业对外扩大与对内改革不相匹配的局面。尽管国有银行以IPO为杠杆，在对接国内国外两个市场进而建立现代银行体系方面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中国金融业也由此度过了“入世”保护之后的阵痛期，整体竞争力显著提升。银行业长期以来的国家垄断格局业已打破。今天，民间资本在工、农、中、建、交等五大行中的资本占比为5.29%，民间资本在全国性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的资本占比达到了41%，在144家城市商业银行中的资本占比为54%，在2400多家农村金融机构中的资本占比更是高达90%。
但银行业改革与市场预期显然还有不小的差距。民间资本在整个银行体系中的占比只有10.68%，即便达到20%的比例，依然难以撼动国有资本的垄断地位。事实上，最近几年，国有银行在经历了程序意义的市场化改革之后，全面推进深层次改革的动力显著下降。五大国有控股银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躺在床上数钱”。握有最多金融资源并享有诸多政策红利的上述银行，在度过了“入世”冲击之后，近年来其行为表现与市场和民众的期待日渐背离。无论是名目繁多的乱收费，还是损害市场声誉的增发行为，乃至本就形成垄断格局的相关市场主体之间的参股甚至串谋，尽管可以让银行报表短期内变得格外靓丽，但这种饮鸩止渴的行为绝对与市场规律背道而驰。所谓震惊央行的大面积“钱荒”，实质上并非各大银行真的缺钱，而是为了局部和短期利益，将资金投入到那些能够带来快钱的领域，导致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空转，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于新增货币投入的推动，引起了货币沉淀规模的膨胀，拉长了债务链，加剧了潜在的债务危机。
笔者更担心的是，一旦我国银行业在垄断与暴利的环境中浸润太久，不仅转型的动力将显著降低，而且还将造成转型边际成本的大幅上升，甚至还有利用其在政府与市场中盘根错节的关系纽带，影响银行业改革的进程与路径，降低政府对银行规制的取向，进而形成阻碍金融改革的强大利益集团。如若这种格局进一步固化，不仅有可能放大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而且也使得我国在下一步的全球金融竞争中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进一步加剧系统性经济风险。
可以说，以银行业为代表的中国金融业面临的诸多沉疴，既凸显关于银行业改革的执行不力负效应的陆续表达，更反映出市场期待的银行业改革暂时停滞之后有关市场主体行为的日渐扭曲，以及下一步改革的迫切性。
中国在初步形成了较高水准的产业资本力之后，亟待提升基于市场竞争形成的金融资本力，而偏偏我国目前的市场竞争格局正在约束金融资本力的显著提升。无疑，中国金融业应在更大程度、更高层次扩大对内开放的基础上，全面构筑竞争性金融市场体系，切实降低民营资本参与市场竞争的准入门槛，营造良性竞争环境，力争在金融创意、机制设计与市场运营方面取得根本性突破，以期激活民间营商禀赋，提高金融要素配置效率，锻造中国版金融资本力。
细细分析民间资本参与金融市场的基本要素便可知，民间资本真正欠缺的不是资金，而是恰当的政府规制和配套市场环境的培育。笔者乐观预估，一旦市场真正放开，某些实力雄厚的民间资本只要形成合力，或许就可以在核心资本规模上超过交通银行。其经营能力和服务水准亦可在短期内超越老牌国有控股银行。当然，真实世界一般不兑现静态的假定。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开放的最大阻力，依然在于拥有诸多政策红利的国有大银行，而求解上述问题的钥匙毫无疑问在政府手中。因此，只要决策层推进金融市场深层次改革的决心能够在政策执行层面得到强有力支持，则构筑竞争性金融市场体系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