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30日，审计署公布《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对照2011年和2013年对政府性债务的审计结果，笔者发现有微妙变化。2011年，审计署侧重强调，地方债务总体风险尚属可控。而此次，审计署认为可控同时，也表示“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而且，不久前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着力防控债务风险成为明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

　　在2011年中国经济再次出现拐点，国际社会普遍看空中国之时，强调债务可控很有必要性。时至今日，问题则已不同。

　　一方面债务总量继续攀升，社会经济改革退无可退。正如不少分析人士的看法，与央行、银监会等部门相比，审计署的口径偏窄，同时，地方政府债务在“借、用、还、管”等诸多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潜在风险不得不防。更进一步说，地方债务真正的风险，与其说在规模，不如说在制度，政府预算软约束已成痼疾。

　　另一方面，全面深化改革决心已下，正视问题是为必然。短期而言，中央将防控违约作为明年的重要任务。如著名财经评论员张燕所言，根本上解决政府债务，特别是地方债务的潜在和长远风险，不仅仅是减少当下债务，而是应从行政体制和财税体制高度进行审思。长期看，更重要的是启动行政、财税、预算体制改革，让各级政府行为回归本位—这是必须正视且无法回避的问题。

　　目前有的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介入过深，变革的方向是政府回归本位，经济结构才能恢复健康。因此，政绩考核应逐步淡化唯经济指标论，中央已经明确表态，可谓积极信号。

　　但做事情终究要钱，地方政府也好，中央政府也好，举债都是正常的。一方面，进一步深化财税改革，让地方政府有稳定的财源。有了钱之后，还必须管住花钱的手，如何花钱，是个问题。

　　另一方面，应允许地方规范政府举债。有观点认为，深化财政体制改革，为地方合规发债打开正门。地方债务应主要出售给当地居民，让他们基于自身的养老金、福利等问题来考虑是否购买，逐渐构成对地方政府行为的有力制约。

　　知易行难，地方政府债务并非一两天，希望此次债务总量起底之后，防控债务风险能真的走上标本兼治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