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储量化宽松(QE)退出即将实施。虽然QE渐退对中国的流动性有一定的负面冲击，但美国货币政策回归正常化轨道，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总体上是正面的。中国要积极应对挑战，把握好政策操作节奏以平滑外部冲击，防范QE渐退带来的风险，同时，在经济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型过程中，相关政策也要考虑到这一变量。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政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与美国政策方向基本一致，第二阶段则出现了不同步和冲突问题。2008年金融危机恶化后，中美两国都迅速实行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美国从2008年11月25日实施第一轮QE，中国则于11月27日大幅降低了存贷款基准利率。但从2010年第三季度开始，中美两国开始分道扬镳，为抑制经济过热，中国的政策开始进入紧缩周期，央行2010年10月20日首次提高存贷款基准利率，而美联储则于2010年11月4日推出QE2，并于2012年9月15日和12月3日推出QE3和QE4。

　　在第二阶段，中国吸收了三轮QE释放出的流动性的一部分，为中国国内的货币紧缩制造了一定的困难。资金流入推高了人民币汇率，近两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约8%，但在此期间美元指数呈疲软盘整走势，这客观上促进了人民币汇率以可控的步伐达到均衡水平，为解决外部失衡创造了有利条件。2012年中国经常项目顺差/GDP比率已下降到略高于2%，而2007年曾达到7%，持续了数年的严重对外经济失衡已得到矫正。QE渐退将使中美两国政策协调进入微妙的新阶段，中国宏观政策的外部环境再次发生较大变化，可谓风险和机遇并存，它要求有更高的政策灵活性。

　　首先，美元进入升值周期将压缩人民币升值空间。2014年人民币最大的可能是双向波动，或轻微贬值。如果中国货币当局出于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动机，刻意维持人民币继续升值，将有可能加大中国经济的紧缩力度。总体来看，人民币趋向均衡以及美元走强，增强了中国货币政策的自主操作空间，货币当局应该妥善利用这种有利环境，避免人民币过度升值的不利后果。

　　其次，如何保持流动性平稳构成不小的挑战。回顾过去，美国货币政策的历次转折都曾导致外围国家金融市场产生波动，甚至最终导致危机。面对由QE退出节奏和步伐不确定引发的外部脉冲式冲击，如何有效平滑国内的流动性，是对各国货币决策者的一个考验。如处理不当将破坏金融市场稳定，甚至进而传导至实体经济。2013年6月份中国央行对这种冲击造成的连锁反应预料不足，曾导致了市场短暂的混乱，这个教训值得汲取。

　　第三，货币政策总基调的落实中要考虑到外部因素。改革和转型要求摒弃原来增长导向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真正回到“稳健”成为一切工作的前提，是决定改革和转型能否成功的关键。“稳健”的货币政策这一名词非常笼统，弹性很大，这要求央行在实际操作中准确把握分寸。经过一轮长达数年经济上升周期之后，资产泡沫严重，全社会的杠杆率大幅上升，在这样的初始条件下进行改革和转型，“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如何落实相当考验决策者。2013年货币市场先后数次发生流动性紧张局面，央行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大放水，即使在这种情况下M2增长率仍可能达到14%，超过年初确定的13%目标。2014年既要推动经济主体去杠杆，又要避免风险爆发;既要引导经济转型，又不能突破经济增长底线，内部的约束与外部的不确定结合在一起，对货币政策的前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