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体经济对一国的发展有多重要不言而喻，然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各国为抑制本国经济快速下滑，采取了逆周期的宽松刺激政策。逆周期政策刺激下的经济复苏并不稳定，金融与实体的背离导致全球系统性风险隐患不断上升，中国也不例外。
经济出现“避实就虚”倾向
今年以来，中国不断攀升的社会融资总量以及表外融资、债券融资的大幅增长，与持续下行的经济增速和宏观经济产出形成了极大反差，表现出明显的
“避实就虚”倾向：一方面，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效率下降，周转率降低;而另一方面由于实体经济下滑，债务比率上升，银行隐性不良资产风险开始抬头。
2012年中国五大商业银行(工农中建交)营业收入占中国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超过60%，利润占到35%;而268家制造业企业营业收入占500强企业营业收入比重为41%，利润仅占20%左右。由此可见，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的巨额利润，很大程度上成为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资金成本，这对实体部门造成了明显的挤出效应。
货币金融产出效率下降。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货币—经济产出效率由2008年的0.63下降至2012年的0.51，货币流通速度下降近20%。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反映了一定量的货币供给实现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下降，即货币扩张对经济产出效果和效率的下降。
整体实体融资成本趋势性上升造成对实体抽血，尤其是房地产融资对制造业融资形成挤出。中国金融信贷资金投放存在“重大轻小”的结构性矛盾，主要体现为信贷投放集中于政府项目、国有企业、大型企业与传统行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与新兴行业信贷支持力度不足，信贷资金向房地产领域与地方政府投资项目严重倾斜。
在固定资产投资三大构成中，由于大面积产能过剩抑制新增投资，制造业投资对总投资增长的贡献率下降7.1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贡献率则提高3.8个百分点。在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的带动下，三季度房地产开发贷款同比增长14.9%，远远超过工业中长期贷款4.1%的增幅，房地产和城投融资对其他信贷融资形成挤出效应，推升了实体融资成本。
更值得忧虑的是地方政府的政策性补贴，扭曲了要素市场价格，压低投资成本，体制上的根本性弊端扭曲了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大量增量资金投向投资驱动型领域造成了普遍性的结构性产生过剩和投资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的下降。
货币政策遭遇两难
今年6月“钱荒”以来，随着央行推动“金融去杠杆化”，逐步收紧货币，银行体系资金面维持偏紧状态，全球主要基准利率走低与国内融资利率飙升明显背离。全球普遍保持低利率或零利率环境，但国内利率却大幅上升，国内的钱变得更贵了。
近两个月，银行间市场再次出现类似6月短期Shibor利率急速飙升的状况，银行间市场资金面明显收紧，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攀升，甚至在11月底超过4.7%，不仅超过了2007-2008年水平，更一度逼近2004年的历史最高点。同时企业债收益率也顺势上浮，进一步影响到包括政策性银行等在内的金融市场融资计划，推升市场平均融资成本。
而相对于美元、日元、欧元等低息货币，人民币利率较高，特别是在美欧日超大规模量化宽松，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央行纷纷降息的背景下，境内外正利差进一步刺激套利资本流入国内导致人民币加速升值，并导致陷入了“货币升值——跨境资本流入——本币升值”的循环。中国央行最新公布的数据，10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大增4495亿元人民币，较上月增量扩大近7成，且创下2008年1月以来的单月新高，在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货币政策在平衡国际与国内，实体与金融之间遇到政策两难。
明年仍需控制增量优化存量
未来金融领域风险值得高度重视，鉴于不同信用市场之间错综复杂的内在关联，央行已经越来越难以稳定流动性条件：一方面金融市场化改革，政府对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的鼓励可能导致信贷扩张快于预期，而另一方面，对银行同业业务和表外资产的监管，也可能导致流动性的结构性趋紧，这种情况在未来几年内可能都是常态。
因此，从2014年货币政策的取向上看，总量政策将难以有大作为的大背景下，以及三中全会金改主基调，预计未来几年货币当局将立足于“控制增量，优化存量”，金融改革的战略取向和路径应当围绕服务经济转型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而展开，以下三大领域将是重点：
推进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逐步形成使实际利率与汇率提高到能够真实反映资本和外汇稀缺程度即供求均衡的水平，加快形成中国市场基础利率体系(但前期将会加剧利率水平上升)。
以发展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体系和多元金融工具加速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同时为高新科技企业、创新型企业、战略新兴产业、城镇化提供金融体系支持。
以构建多元化、多层次金融供给体系为突破口，促进金融转型与实体经济转型相匹配，放松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限制，鼓励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兼并重组，培育中小或小微银行信贷体系，推进民间融资阳光化、规范化，防止金融资源对实体经济资源的过度挤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