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为2014年敲定的六项主要任务中，保证粮食安全被置于首要位置，还特别提出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2013年中国粮食总产量6亿多吨，同比增长2.1%，也是中国粮食第10年连续增长。

　　如此喜人的产量并没有改变中国“丰年缺粮”与粮食进口比率不断提高的尴尬——过去十年中，除2008年、2009年外，其余年份的粮食生产都是产不足需，而且缺口日益增大。截至2013年7月底，我国今年进口稻米、小麦和玉米等“三大口粮”达1143.9万吨，创下同期历史新高，而且被官方视为“口粮”的稻米和小麦的进口量日渐增大。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表示，中国2013年超越埃及之后，成为全球最大小麦进口国，进口量达650万吨;同期中国将超越尼日利亚，首次成为全球最大的大米进口国，进口量达300万吨。

　　中国“三大口粮”净进口的局面，在短期甚至长期内可能均会处于“不可逆”状态。

　　进口的增加意味着国内粮食自给能力的下降，目前我国粮食自给率不足86%，与官方95%的目标相去甚远。利用国际市场资源来平衡国内粮食供求当然也是一种选择，但将粮食安全系在别人腰带上的难度系数将越来越大。自1990年以来，全球粮食产量只增加了2.3%，人口却增长了10%，人口增速大大快于粮食增产速度;到205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90亿，全球粮食产量必须提高50%以上才能满足需求。目前世界粮食总产量一直徘徊在18亿吨到20亿吨之间。目前世界粮食库存已由10年前消费量的30%下降到不足15%，处于近30年的最低位置。FAO的研究报告显示，未来20到50年间的农业生产将受到气候变化的严重冲击，全球超长期粮食安全难免不受重大影响。如果再加上日益泛起的农产品贸易保护浪潮，中国未来粮食进口的风险会逐步加大。

　　粮食供求的长期紧平衡是徘徊于国内粮食市场上空的巨大阴影。据《中国的粮食问题》白皮书预测：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3亿，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到58487万吨-59202万吨，届时国内粮食(不含大豆)的供给缺口将在4000万吨-5000万吨。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的调查，2013年农民工年人均粮食需求比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分别高119.14和51.04公斤，人均日消费粮食增加20%;动态预测显示，到2030年，中国至少有2亿农民移入城镇，粮食供求矛盾将日益加剧。

　　中国粮食安全的基本保障条件还十分脆弱。目前，中国耕地保有量为18.18亿亩，人均耕地不足1.5亩，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二分之一。根据联合国耕地警戒线标准，当人均耕地少于0.8亩时，会发生生存危机，目前中国2000个左右的县有600多个县的人均耕地面积低于0.8亩。按照未来“两横三纵”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到2020年建设占用耕地用地3万平方公里(即4500万亩)，减少的粮食产量不低于2000万吨。如果耕地下降到18亿亩以下，加上土壤污染、自然灾害等因素，粮食总产很可能下降至50000万吨——届时中国需要8000-10000万吨的粮食进口量，占到目前全球粮食出口总量的三分之一。

　　食以土为本。按照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规划，到2030年，如果实现粮食95%的自给率，则2030年需要18.5亿亩耕地。在死守18亿亩耕地红线的基础上，提高粮食单产量就成为必然选择。中国粮食增产大约三分之二依赖于单产水平的提高，这方面未来还有一定提升空间。提升粮食单产的同时，通过改造中低产田，使其成为旱涝保收、高产稳产、节水增效的高标准农田，也是一种增产的有效路径。

　　在向土地寻找粮食增量的同时，粮食存量空间更值得深挖。目前中国每年因灾损失的粮食产量约1000亿斤，如果每年能通过良种良法、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防灾减灾和避灾等科学技术手段将灾害损失减少两成，那就相当于增产200亿斤。另外，全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和浪费约为8000万吨，相当于粮食总产的15%，如果能通过控制非食品工业用粮需求、发展节粮型养殖业、节约用种和加强粮食储存和保管等措施堵住产后损失漏洞，就相当于每年能新增约2亿人的粮食供给。

　　开源节流之外，通过制度性再造即转变农业经营方式应当是提升粮食安全系数的最核心环节。当前，在引导农民流向城市的同时，政策还应全力引导和支持城市工商资本向农村尤其向粮食种植业领域逆向流动，以在置换农业经营主体的同时提高土地的规模化产出程度，在更深层次上实现土地生产效率对劳动生产效率的替代。